張逸萍譯自﹕“The Patriarchal Age: Myth or History?” By Kenneth A. Kitche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21:2, March/April 1995   
（https://www.baslibrary.org/biblical-archaeology-review/21/2/3 ）

聖經資料與古代世界的客觀事實，幾乎不可思議地相匹配，確立了聖經時期的普遍可靠性。

朱利葉斯·威爾豪森 (1844–1918)。 在過去 250 年最有影響力的聖經學者中，韋爾豪森綜合了早期批評家在發展“底本說”（documentary hypothesis）方面的工作。根據這一理論，摩西五經是由四位不同的作家在以色列歷史的不同階段撰寫的，用字母 J（雅威或德語中的 Jahwist）、E（埃洛赫斯特）、P（祭司密碼）和 D（申命記）代表。韋爾豪森聲稱，創世紀中的列祖故事是在主前第一個千年創作的，大約在巴比倫被虜（主前 586 年）；然後，它們作為基礎神話被及時投射回來，為以色列的過去賦予了連續性和尊嚴。 “底本說”提出的問題，在聖經學者中引發了很多爭論，他們不同程度地否認或證實聖經記載的歷史性。作者 Kitchen 認為，像韋爾豪森這樣將聖經故事視為神話的批評家已經導致聖經學術誤入歧途，使我們對列祖故事中包含的歷史信息視而不見。

一個多世紀以前，幾乎成為早期以色列歷史的偉大重建者，朱利葉斯·韋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聲稱，我們無法從創世記中“獲得關於列祖的歷史知識”。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只是後來希伯來歷史中的“榮耀的海市蜃樓”，投射到過去。 [1]

然後在 1940 年代和 1960 年代之間，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和 Cyrus H. Gordon 等學者試圖說明，聖經中描述的列祖時代可以針對特定的近東背景，即大約主前 1800 年的中青銅時代。 [2]    自 1970 年代中期以來，一小群學者，特別是 Thomas L. Thompson、John Van Seters 和 Donald B. Redford，重新審視了Albright 和 Gordon所依賴的一些材料，正確地駁斥了各種錯誤的 比較，尤其是列祖的敘事與努斯泥版（Nuzi tablets，主前 15 世紀）所反映的社會狀況之間的比較。然而，這些學者未能處理證據的全部重要性，而是寧願將時間撥回 100 年前；像韋爾豪森一樣，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列祖的故事是虛構的——可以追溯到巴比倫被虜時期（主前 6 世紀）或更晚  [3]  ——而且在歷史上毫無價值。

那麼我們的立場是怎樣呢？ 列祖們是否真的曾經存在過？ 我們怎麼知道？

誠然，他們的名字並沒有在任何原始的古代文獻中被發現，儘管其他聖經人物的名字——希西家，主前八世紀的猶大王； 主前五世紀撒瑪利亞總督參巴拉； 和主前十世紀的大衛王——已經被發現。

但是，聖經以外的歷史記錄中沒有列祖的名字本身是不確定的：沒有證據，並不證明沒有。未來會帶來什麼？除了它充滿驚喜，我們不得而知。最近發現的大衛家的銘文證明了這一點。[a] 

為了評估我們所擁有的材料，我們必須從創世記的敘述開始——包含列祖及其家人的故事，他們在整個聖經中被視為古代以色列後期氏族的祖先——並將其中提供的資料，比對古代世界的客觀資料。

我們有兩個相當可靠的日期可供使用。 出埃及記 1:11 告訴我們，以色列奴隸建造了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約主前 1279-1213 年）的城市蘭塞。這表明主前 13 世紀 是摩西的時代。經外數據第一次提到“以色列”是迦南的一個民族，是在著名的象形文字紀念碑上，就是麥倫普塔 (Merneptah) 豎立的，被稱為“麥倫普塔 石碑”。 [b]   根據這塊石碑上的銘文，以色列於主前 1209 年存在於迦南，這一日期與將摩西和出埃及記，定期於主前 13 世紀——用考古學術語來說，即青銅時代晚期——完全一致。

Juergen Liepe 麥倫普塔石碑（也稱為以色列石碑）底部第二行的象形文字說“以色列被荒廢，他的種沒了”。這座 7.5 英尺高的花崗岩巨石是在底比斯的法老麥倫普塔（約主前 1213-1203 年在位）的葬禮寺廟中發現。它講述了麥倫普塔在迦南的戰役，在那裡他在迦南中部高地擊敗了一個名為以色列的民族。 可追溯到主前 1209 年左右，這塊巨石碑包含以色列的最早被提及，對於確定經外證據很少甚至沒有的聖經事件，是必不可少的。從主前 1209 年開始，利用聖經文本和其他信息，我們可以倒數到先祖時代，再向前到出埃及和後來出現的以色列君主制。

如果我們向前追溯列祖的年代，創世記和出埃及記中的資料表明，他們活在出埃及記之前 400 到 430 年，可能大約在主前 17 世紀。另一方面，從雅各到摩西/約書亞（7 到 11 代）的聖經家譜表明，列祖們在出埃及之前至少生活了 220 年。根據埃及和聖經證據的結合，那麼，如果列祖們若曾存在，他們應該可以追溯到主前第二個千年的上半葉。 （青銅時代中期）。

我們有什麼獨立於聖經的客觀證據支持青銅時代中期為列祖時代？

事實證明，相當多。

奴隸的價格

一個重要的項目涉及以銀舍客勒為單位的奴隸價格。從古代近東資料中，我們可以詳細了解從主前 2400 年到主前 400 年，約 2,000 年的奴隸價格。在阿卡德帝國時期（Akkad Empire，主前 2371-2191 年），一個不錯的奴隸可以賣到 10-15 銀舍客勒，但在烏爾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主前 2113-2006 年）價格略有下降至 10 舍客勒。 [4]    在主前二千年，在巴比倫早期，奴隸的價格上升到大約 20 舍客勒，正如我們從漢謨拉比法（Laws of Hammurabi）和馬里（Mari）和主前 19 世紀和 18 世紀其他地方的文件中所知道的那樣。 [5]   到主前 14 世紀和 13 世紀，在努斯（Nuzi） 和烏加里特（Ugarit），價格攀升至 30 舍客勒，有時甚至更高。 [6]   又過了五百年，亞述奴隸市場要求 50 到 60 舍客勒的奴隸價錢； 在波斯帝國時期（主前 5 世紀和 4 世紀），飆升的通貨膨脹將物價推高到 90 和 120 舍客勒。 [7]  

Louvre Museum, Paris 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主前 1792-1750 年），舉起手放在唇邊，向在位的神沙馬什（Shamash）祈求。這座來自米所波大米東南部蘇薩（Susa）的 7 英尺高的玄武岩石碑，還展示了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則的楔形文字，其中包含序言、282 條法律和結語。 根據其中一項法律，奴隸的價格是 20 銀舍客勒。在聖經中，約瑟以“20 塊銀子”被賣為奴隸（創 37:28）。作者 Kenneth A. Kitchen 認為這絕非偶然：由於古代近東奴隸的價錢在幾個世紀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創世紀的故事應該可以追溯到主前二千年的第一季度——大約是漢謨拉比時代—— 當奴隸確實賣到 20 銀舍客勒。Kitchen以此證據支持聖經中列祖敘事的基本歷史可靠性，奴隸的價格只是其中的一個。 漢謨拉比的另一條關於繼承法律，也與創世記中的材料一致。漢謨拉比規定人的第一任妻子的兒子在繼承中獲得“首選”，但沒有規定他們應該獲得雙份——這是主前第二個千年後期的做法。 在創世記第 49 章中，雅各的妻子拉結和利亞以及他的妾所生的兒子都平等地分享了遺產——這再次表明雅各的故事與漢謨拉比的歷史大致相同。

Courtesy Ze’ev Yeivin 在猶大山的以實提莫 （Eshtemoa） 發現的一大堆銀器，年代可追溯到主前 10 世紀末至 8 世紀。在發明具有固定面值的硬幣之前，人們通過根據特定重量的金屬（通常是金或銀，在埃及還包括銅）來評估商品和服務的價值，來買賣商品和服務。根據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條件，銀舍客勒大約含有 11 至 12.25 克銀；為了檢查交易中交換的白銀數量，人們有時會攜帶小石塊和天平（見﹕申 25：13-15；箴 16：11；和彌 6：11）。聖經和漢謨拉比法律都將奴隸的價格定為 20 個銀幣，這表明白銀作為交換媒介物的廣泛使用。

Courtesy Ze’ev Yeivin 這些陶罐是在猶大山的以實提莫發現的，年代可追溯至主前 10 世紀末至 8 世紀，其中包含大量銀幣。有關完整說明，請參閱銀片的照片。

這些數據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我們可以將其與聖經中的數字進行比較，聖經多次提到奴隸的價格。

主前三千年直到主前第一個千年，古代近東奴隸的價格。聖經中列出的價格與聖經事件，可以追溯到的近東時期的已知價格非常吻合。這種對應使得聖經數字不太可能是幾個世紀後由撰寫早期歷史的作家發明的。

第一個例出現在列祖的敘述中：約瑟被賣給了一些路過的以實瑪利人，價格為 20 銀舍客勒（創 37:28），這是大約主前 18 世紀近東一個奴隸的價格。另一個參考是在西乃之約中，摩西在上帝的指示下，制定了法律來管理人們在應許之地定居時（出 20 及以後）。其中一項法律涉及“牛觸了奴僕”，則應向奴隸的主人支付賠償金：有責的一方應以“三十舍客勒銀子”償還奴隸主人（出 21:32）——反映了主前 14 或 13 世紀奴隸的價格。後來，在主前 8 世紀，以色列王米拿現從亞述王普勒（Pul）那裡贖回了一些以色列人。為了獲得這筆錢，米拿現向每個以色列大富戶索要 “50 舍客勒銀子”（王下15:20）； 再一次，這筆款項符合當時奴隸的成本。

在每種情況下，聖經中的奴隸價格，都符合它所涉及的一般時期的價值。如果所有這些數字都是在被虜期間（主前 6 世紀），或某個在波斯時期的小說作家發明的，為什麼書寫的人不是說約瑟的價格是 90 到 100 舍客勒，就是被認為是當時奴隸的成本？為什麼出埃及記的價格也不是 90 到 100 舍客勒？在這些情況下，假設聖經數據反映了現實更為合理。

條約和公約

另一種證據來自我們早在主前三千年對條約和盟約的了解。這個主題很複雜，但只要我們現在構建一種條約類型學就足夠了。它使我們能夠根據它們的基本形式和結構來確定它們的年代，這些形式和結構因時而異，因地而異。

契約的結構。該圖表顯示了五個時期的盟約（條約）：主前三千年；主前二千年初期（Kenneth Kitchen 認為是列祖的時間）；主前二千年中期；主前二千年後期 （Kitchen認為是出埃及記和約書亞的時間）；和主前第一個千年。 盟約包含各種元素，其中一些元素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時期重複出現；這些元素被標記和顏色編碼。任何條約的一個基本要素是締約方同意遵守的規定（例如，尊重財產權）——所以規定出現在每一個條約中。但其他元素，例如宣誓，出現在一些條約中，但沒有出現在其他條約中。 雖然所有的契約都有正式的開始、中段間和結束，但整體形式和結構，因為時間和地點，差異很大。有的以序言開頭，敘述國王或人民的歷史；其他人則從援引證人開始，例如立石或神；還有一些以簡短的序言或標題開頭，其中列出了契約的理由。 契約的中間部分由多種元素組成：規定、誓言、詛咒、傳喚證人等等。此外，在一些條約中，例如米所波大米東部的條約（最左邊的兩個條約），某些元素的組合（例如，誓言和規定）形成一個單元，並重複多次的——上邊圖伸展第一個元素至長條之外，以顯示這種重複。 契約的終結也包含各種元素； 一些以祝福結束，表示希望遵守協議；其他則以詛咒結尾，承諾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有時，條約包含將書面文件存放在神聖地方（例如出埃及記中的約櫃）或安全保管地方的規定。 隨著時間的推移，近東盟約的形式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主前第三個千年的拉加什（Lagash）和烏瑪（Umma）的高度複雜的條約。例如，與主前二千年初期的精簡、簡單的條約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模式有助於我們確定無法通過其他方式確定日期的條約日期。Kitchen 觀察到《創世紀》中的條約與主前二千年早期條約相匹配。而出埃及記/申命記（西乃之約）和約書亞記中的條約與主前二千年後期相匹配。條約。這些聖約的結構提供了另一個證據，證明聖經的年表是可靠的。

當他們在迦南上下放牧羊群時，列祖需要與他們的鄰居達成協議，這些協議可以用聖經術語描述為盟約或條約。例如，在創世記 14 章 13 節，我們了解到亞伯拉罕與三個亞摩利人的統治者幔利、以實各和亞乃結盟。

在創世記的另外三個地方，我們不僅知道其他盟約或條約的存在，還知道它們的條款。亞伯拉罕和以撒分別與基拉耳人亞比米勒訂立條約（創世記 21、26章）； 雅各與拉班達成協議（創世記 31 章）。從這三個盟約的簡短報告中，我們可以挑出基本要素。

首先，在每種情況下，開始的誓言都是協議的一部分。要求起誓（創 21:23, 26:28）並起誓（創 21:24, 26:31, 31:53b）。有時，在宣誓之前要請證人：在雅各與拉班的契約中，一堆石頭和一根柱子作為證人（創 31：44-52）；在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的契約中，上帝自己被呼召作見證（創 21:23）。

然後，給出協議或規定。在亞伯拉罕與亞比米勒的契約中，亞伯拉罕要求亞比米勒不要欺負他與他的子孫（暗示尊重家族繼承），還規定了關於地域和供水的某些權利（創 21:23、30）。以撒與亞比米勒的協議，包括一項避免敵對行動的規定： “你不害我們，正如我們未曾害你”（創 26:29）。雅各和拉班在他們的盟約中，在他們的領土之間劃定了界線（創 31:52）。

最後，以咒詛為違反條約條款的製裁，這似乎暗示在雅各和拉班宣誓的話中： “願亞伯拉罕的神和拿鶴的神，……在你我中間判斷。”（創 31:53）。此外，契約的完成有時還伴隨著儀式。以撒和亞比米勒之間，以及雅各和拉班之間的協議，以盛宴為記（創 26:30, 31:54）；亞伯拉罕顯然栽了一棵樹來慶祝他與亞比米勒的協議（創 21:33）。

條約和盟約的歷史悠久而多樣； 我們不能在這裡完整地討論它。但一些基本要素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主前第三個千年，米所波大米最古老的條約，遵循蘇美爾人的組成規則。這些條約的特點是在條約的每一部分，都大量重複了標準特徵。因此，恩納圖姆（Eannatum ）與 吾瑪（Umma） 的條約中的每一項規定或協議，都以正式誓言開頭，之後是包含第二次誓言的詛咒。納拉姆辛（Naram-Sin ）和以攔（Elam）間的條約，同樣在每項規定之前都有正式宣誓。再往西方走，在以伯納（Ebla），事情大大簡化。序言和詛咒之後是一長串規定； 然後詛咒違約之人。

最近，一些可追溯到主前二千年早期的馬里和壘欄廢墟（ Tell Leilan） 的條約已部分面世， [8]    我們可將列祖放置在同一時代。這些條約表現出不同的基本格式——類似於聖經中的列祖合同。首先，神明被引用為約束締約的誓言的見證人。詛咒不會出現在初步的“小石板”中，而只會出現在最終的“大石板”中。 [c]   祈求神靈和誓言之後，還有一些規定——禁止敵對行動、建立商業聯繫、結成聯盟等等。簽訂條約時可能會舉行儀式，包括宴會和祭祀，或交換禮物。

這些早期的第二個千年條約和創世記中記載的盟約之間，有很多共同特徵，是驚人的。 [9]    創世記中描述的條約、聯盟和盟約，在形式和結構上與主前三千年的條約不同，但與主前二千年早期的條約非常相似——和我們將列祖時代追溯到第二個千年早期，比如主前 1950 年至 1700 年，是一致的。

後來條約的形式和結構的證據，強化了這一結論。大約在主前 1400 年，中-赫人伊什梅里卡（Hittite Ishmerikka）條約在見證和宣誓之間，宣布規定。這與第二個千年初期的條約不同——無論是那些在聖經中得到證實的條約，還是來自馬里和壘欄廢墟的條約——在這些條約中，見證和宣誓都在宣布規定之前。

在第二個千年後期，我們看到形式和結構的進一步發展。主前 14 和 13 世紀的許多赫帝國條約，反映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七重方案：標題（序言），歷史序言，規定，條約交存的背誦，條約的閱讀（可省略），證人，詛咒和祝福。

有趣的是，這種七重結構也是西乃之約的特徵（出 20-31、34-35；利 1-7、11-26）。出埃及記 20:1 是序言（“神吩咐這一切的話……”）。出埃及記 20:2 緊接著是一段簡短的歷史序言（“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d]  

第三，有規條，首先是出埃及記 20：3-17 中的基本規定（十誡），然後是管理社會生活的詳細規定（出 21-23、25-31），以及關於神聖神的居所（會幕）的規定（出埃及記 35）。在利未記 1-7 和 11-25 中，規定怎樣事奉主神（宗教）和為社團設的其他宗教和社會規範。

第四，文本（大多數英文版本中的“見證”）將存放在聖所中的約櫃中（出 25:16）。第五，一個祭壇和 12 根柱子或石碑（代表 12 個支派）可能就是無聲的見證人（出 24：4-8）。最後，祝福（順服）和詛咒（不順服）完成整個次序（利未記 26）。

這種 14-13 世紀的形式也出現在申命記 1-32 章和約書亞記 24 章的西乃公約恢復中。在離開西乃山和到達迦南邊緣的約旦之間，以色列人中發生了很多事情。因此，例如，在申命記中，我們會找到更長的序言或標題（申 1:1-5），然後是更長的歷史序言（申 1:6–3:29），這在那個時期很正常。然後是規定：申命記 4 章中的基本規定（十誡），第 5-11 章中的更廣泛的命令，以及第 12-26 章中更具體的規定。接下來，將立約文件存放在聖所中的約櫃中（申 31：9-13）；同時，摩西命令長老定期向公眾宣讀律法。作為見證人，希伯來人得到了摩西之歌（申 31:19），其文本在申命記 32 章中，以及約書本身（31:26）；此外，天地也被稱為見證人（31:28）。最後，還有一系列祝福（申 28:1-14）和許多詛咒（申 28:15-68）。 [e]  

不尋常的是，根據聖經年表，屬於列祖時期的條約，與主前二千年初期的條約相似；西乃之約類似於主前二千年後期的條約。在這兩種情況下，聖經年表都得到外部證據的支持。

主前一千年初期的條約又不同了。幾乎所有這些條約都只有四個要素：標題、證人以及詛咒加規定（西方）或規定加詛咒（東方）；他們沒有歷史序言，沒有互惠祝福，沒有押金或閱讀合同條款。 [10]    如果聖經文本是在主前一千年中期寫成的，人們會期望列祖的盟約和條約採用這種形式（西乃盟約也是如此）。相反，條約形式符合聖經記載的時代。簡而言之，條約類型學提供了實際的證據證實聖經年表。

地理政治條件

第三種證據涉及聖經領域不斷變化的地理政治局勢。如上所述，在創世記第 14 章中，亞伯拉罕和五位迦南國王在死海附近與他們的封建霸主作戰，就是來自以攔、米所波大米和南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四位國王組成的聯盟。

的確，像亞伯拉罕與他的鄰居——迦南小國王——結成聯盟是事實。至少從青銅時代早期（主前三千年）直到主前 13 世紀末，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儘管在主前 15 世紀到 13 世紀埃及統治時期，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較小。然而，在主前 12 世紀和 11 世紀，迦南出現了新的情況：以色列國剛剛出現，非利士聯盟的興起，以及北方阿拉米人（Aramean）力量的鞏固。所以迦南的情況對回答我們的年代問題沒有多大幫助，只是說亞伯拉罕和迦南國王之間的聯盟，一定發生在 12 世紀之前。

但是，再往東，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米所波大米及其鄰國的歷史中，我們發現地理政治條件，與創世記第 14 章中的情況，只可能在一個時期相吻合，即根據聖經年表的列祖時代。

在主前三千年後期，米所波大米曾一度由一個單一的勢力——烏爾第三王朝統治。這個王朝在主前 2000 年左右被以攔推翻。然後，在大約 250 年的時間裡，在大米所波大米，從吾珥到迦基米甚（Carchemish），沒有一個單一的權力統治過。取而代之的是，該地區擠滿了主要和次要的城邦，在不斷變化的聯盟中合併和重組。有些，如伊辛（Isin）和拉爾薩（Isin）、馬里，然後是亞述和巴比倫，變得比其他更突出。像這樣的國家偶爾會領導主要的聯盟，但權力仍然存在分歧。正如一個經常被引用的古代文獻的人所觀察到的：

 “沒有一個國王是靠自己強大的。十（至）十五位國王跟隨巴比倫人漢謨拉比；拉爾薩的人里姆辛（Rim-Sin）是如此；伊施嫩納（Eshnunna ）的伊保皮兒（Ibal-pi-el）如此；加特納（Qatna）人阿穆特皮埃爾（Amut-pi-el ）也是如此； （還有）正在追隨亞姆哈德（Yamhad）人亞里姆林（亞里姆-林）的二十位國王。”  [11] 

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反复提到三、四和五國的聯盟。  [12] 

儘管米所波大米有大量的楔形文字記錄，但沒有一個曾有經外記錄的國王，被確定為《創世記》第 14 章中與亞伯拉罕聯盟作戰的。然而，正確的名字與創世記 14 中正確的地方相配：“暗拉非作示拿王，亞略作以撒王，基大老瑪作以攔王，提達作戈印王”（創世記 14:1）。基大老瑪（Chedor-laomer） 清楚是一個以攔名字 （Kudur-X 或 Kutur） 類型。  [f]  亞略（Arioch ）是 Arriyuk(ki)/Arriwuk(ki)，在米所波大米的馬里和努斯得到證明。暗拉非（Amraphel）則不太清楚。

但提達（ Tid'al）被普遍認為是圖德哈利亞（Tudkhalia ）的早期形式，在以安納托利亞（現代土耳其）為中心的赫人世界中廣為人知。有趣的是，根據加帕多家（Cappadocia）亞述商人的檔案，圖德哈利亞曾是“民族/群體之王”，反映了主前 19 世紀和 18 世紀安納托利亞政治權力的分裂本質。 [13]   在這些檔案中，我們看見酋長（rubaum）和霸主或最高酋長（rubaum rabium）。

此外，從主前三千年開始，到主前二千年初期，從米所波大米到黎凡特（Levant）的軍事行動得到了充分證。 （阿卡德和烏爾第三王朝）。  [14]   在列祖時代，亞伯拉罕聯盟與東方國王聯盟發生戰爭，當然是合理的。

事實上，第二個千年初期有一個記載，與創世記 14 章相似——儘管它是從相反的角度來看，是東方君王聯盟的記載。在馬里的艾敦-林（Iahdun-Lim） 的精彩銘文中，我們得知亞述的沙姆希阿達德一世（Shamsi-Adad I）到達黎巴嫩，越過木材山脈，前往地中海；當沙姆希阿達德一世擊敗了其他四個叛亂的附庸聯盟，他獻祭慶祝他的成功（正如亞伯拉罕向麥基洗德奉獻十分之一[創 14:20]），並將他的統治和“永久進貢”強加給他所征服的黎凡特人民，直到銘文的那一年。

這段銘文中描述的征服、奴役和反抗與創世記 14：1-11 類似，但從相反角度來講述。簡而言之，創世記第 14 章中描述的那種軍事交戰，適合放置在在主前二千年初期。

大約從主前 18 世紀開始。米所波大米的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巴比倫的漢謨拉比（Hammurabi ）和亞述的沙姆西-阿達德一世的勝利結束了敵對聯盟的時代，無數的米所波大米城邦永遠消失了。從那時起，這片土地被亞述和巴比倫兩個大國統治。兩個世紀以來（約主前 1550-1350 年），他們與米坦尼（Mitanni）共享權力，但僅此而已。

不僅米所波大米的政治版圖與創世記 14 章所描述的情況不相符，而且在北部的安納托利亞，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直到主前 1200 年左右，酋長和霸主都被併入了統治該地區的赫帝國。

後來，在主前第一個千年，黎凡特被北部的阿拉米人和新赫國、南部的以色列（後來的以色列和猶大）和非利士人、沿海的腓尼基人統治，並在適當的時候被 約旦河以東的亞捫、摩押和以東所控制。然而，所有這些都落在了亞述日益增長的陰影之下，在大多數情況下，隨著巴比倫在政治上消失了，然後波斯帝國一個接一個地繼承了亞述的霸權。

因此，有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符合創世記 14 所反映的條件的時期——主前二千年初期只有在那個時期，米所波大米的局勢才允許聯盟的轉變。直到那時，以攔才積極參與黎凡特的事務，不僅派遣使者前往馬里，而且向西遠至敘利亞奧龍特斯（Orontes）的卡特納（Qatna）。  [15] 

關於埃及

聖經引述埃及，為列祖追溯到青銅時代中期，提供了額外的證據。亞伯拉罕和雅各都遇見埃及法老。亞伯蘭（當時的他）在飢荒期間旅居埃及（創 12：10-20）； 雅各和他的家人在另一場飢荒期間前往埃及探望約瑟，一直待在那裡直到 17 年後他去世（創 45:28–47:28）。我們被告知，雅各定居在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歌珊； 但沒有理由相信亞伯拉罕曾經深入埃及。 [g]   因此亞伯拉罕和雅各在尼羅河東部三角洲遇見法老和埃及政府。

Haifa Museum 雅各的聖甲蟲。 這個甲蟲形印章中心的象形文字拼出了 Y'qb-HR，這是閃米特語名稱 Yaqub 的埃及音譯，是“雅各”的一種形式。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發現的這種聖甲蟲可追溯到主前 18 世紀，可能用於密封紙莎草捲軸或作為珠寶首飾，相信是屬於迦南國王雅各。 已經發現了許多類似的雅各聖甲蟲印章，這不僅表明迦南和埃及之間的密切聯繫（聖經將以色列人描述為雅各的後裔，雅各從他的家鄉迦南搬到埃及，在那裡度過了他的後半生），但是，還有雅各這個名字在第二個千年的第一季度很普遍——Kenneth Kitchen認為是列祖的時期。 雅各和創世記中的其他名字（以撒、以實瑪利、約瑟夫）被學者們稱為“亞摩利未完成式”——一組以“i”或“y”開頭的特定名稱（例如，名稱 Jacob 是 Ya'akov 的英文形式）。Kitchen 指出，這些名字雖然在可追溯到主前二千年初期的創世紀和聖經外的近東資料中很常見，但在後來變得越來越少見。主前一千年及之後的近東檔案中幾乎沒有它們。除了亞伯拉罕之外，所有列祖的名字只有在主前 2000 年到 1750 年左右的那個時代才有通用——表明他們的故事來自那個時期，而不是像許多學者認為的那樣來自一千多年後。

在第十二和第十三王朝（主前 20 至 17 世紀）時期，埃及法老在尼羅河三角洲東部擁有一座宮殿和寺廟（至少部分地）——命名為 Ro-waty “兩條路之門”——來自迦南的沿海公路，與東部三角洲的瓦迪圖米拉特（Wadi Tumilat）沿海公路，在此相遇。

第十三王朝之後是主前 17 世紀和 16 世紀的希克索斯（Hyksos）時期。 [h]    希克索斯國王接管了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古埃及中心，並將其重建為他們的夏季首都阿瓦里斯（Avaris）。

因此，從主前 20 世紀到 16 世紀這段時間中，我們有另一個理由，可以將它視為列祖時代（主前 19 到 17 世紀），因為埃及政府在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歌珊曾經出現。在此之前，沒有皇家三角洲前哨，因為古王國的法老的建築，只遠至達布巴斯提斯（Bubastis）。

在希克索斯統治者被驅逐後，埃及本土的權力在第十八王朝的統治下恢復，該王朝派人從西乃邊界以南 100 英里的挪弗（Memphis）遠征至迦南。在大約主前 1550 年到 1300 年期間，三角洲沒有皇家住所。只有第十八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霍朗赫布（Haremhab，主前 1327-1295 年）表示有興趣在阿瓦里斯更新塞斯（Seth）神廟。

然而，新的第十九王朝起源於東部三角洲，並在那裡有一座夏宮，最終將首都遷至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蘭塞（Pi-Ramesse）。這是出埃及記事件的劇場（出 1:11, 12:37）。

主前12世紀，在拉美西斯六世之後，蘭塞被棄置，其宏偉的建築變成了採石場。之後（主前 1070-300 年），東部三角洲的塔尼斯（Tanis）/鎖安（Zoan）是埃及通往黎凡特的入口，正如《詩篇》和後來的先知中提到的那樣。詩篇 78:12, 43 顯示出埃及時代是“鐵器時代”觀點，並引用了它在“埃及地，瑣安田”的奇蹟。以賽亞蔑視法老在瑣安的官員為極其愚昧（賽19:11, 13）；後來，以西結宣布瑣安和其他埃及城市即將毀滅（結 30:14 ）。

同樣，我們對尼羅河三角洲東部埃及人住所的了解，與我們在聖經敘述中發現的，關於主前二千年早期的兩位列祖的時間順序一致。 以及主前二千年後期的出埃及記——這些事實對於主前六世紀或五世紀的寫作者來說，幾乎沒有可能知道。

尼羅河三角洲和東部三角洲的主要埃及城市。聖經人物與埃及的接觸一般發生在這個地區；這種接觸的時間和地點，與我們對三角洲這些城市興衰的了解，互相吻合。

列祖的名字

為了有不同的論點的思路，列祖的名字本身的形式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列祖時代的日期。以撒（Isaac）、雅各（Jacob）、約瑟（Joseph）， 甚至以實馬利（Ishmael，亞拉罕和夏甲 的兒子）在他們的原始語言（Yitzchak、Ya'akov、Yoseph 和 Yishmael）中都有以 i/y 前綴開頭的名字； 西北閃米特語的學者稱這些“亞摩利未完成式”（Amorite imperfective）[i]  的名字。

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這一點，因為帶有 i/y 前綴的“亞摩利未完成式”的名字，在主前二千年早期的馬里文檔中很常見。 [16]  

然而，最近，一位著名學者質疑使用這種資料來確定列祖時期的日期。根據 P. Kyle McCarter 的說法，“沒有理由相信它的使用 [“亞摩利未完成式”的名字] 在青銅時代中期之後減少了；在青銅時代晚期，它在迦南的加烏加里特（Ugaritic） 和阿馬爾奈（Amarna） 的名字中得到了充分證據。因此，雖然“雅各”這個名字在青銅時代中期很常見，但它也出現在青銅時代晚期的資料中，相關的名字出現在象島（Elephantine，主前 5 世紀）和帕米拉王國（Palmyrene，主前 1 世紀至 3 世紀）中。 公元世紀）的亞蘭文中。”  [17] 

但這完全不是真實的。 在主前第三個千年，“i/y-”的名字已經為人所知，例如，在以伯納。但目前還沒有關於它們出現頻率的數據。然而，至於主前二千年初期，我們確實有數字。有一個研究，搜集了主前二千年初期 6,000 多個人名中，以“ i/y ”開頭的近 1,360 個人名中，有 16% 屬於“亞摩利未完成式”。所以，這種類型占所有以“ i/y ”開頭的名稱的 55%。

將此與青銅時代晚期（主前二千年後期）進行比較，後者包括來自阿馬爾奈遺址和烏加里特的檔案。在烏加里特，在 1,860 個按字母書寫的名字中，只有 40 個是“亞摩利未完成式”的，僅佔 2%。在音節書寫的名字中，4,050 個名字中只有 120 個屬於這種類型，僅佔 3%。在所有以 i/y 開頭的名字中，“亞摩利未完成式”的數字下降到 30% 和 25%——也就是說，大約是列祖時代的一半。這些事實完全反駁了McCarter關於使用這些名稱並沒有“減少”的說法。

在鐵器時代，McCarter的立場更糟糕。在所有腓尼基人的名字中，“亞摩利未完成式”的，只佔 6%，僅佔所有 i/y 名字的 12%。在亞拉姆語中，“亞摩利未完成式”的相應數字略高於 0.5%，這些僅佔所有以“ i/y ”開頭的名稱的 12% 以上。從亞述人的資料來看，第一個千年的近 5,000 個名字中只有十幾個屬於“亞摩利未完成式”類型，可憐的為 1 %的1/4；而這些“亞摩利未完成式”的名字只佔所有 i/y 名字的 1.6%。

此外，McCarter 的 Palmyrene 名字的例子是一個名叫 Jacob 的猶太人——對於這個名字的有多通用來說，難於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論據！

因此，再一次，當點算可用的獨立證據時，結果是相同的：這種名字，除了亞伯拉罕以外的所有列祖，根據這裡出現的年代順序，確實主要屬於列祖時代——主前二千年早期。 或青銅時代中期。 [18]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在考古記錄中，在主前三千年和二千年，這是近東的普通人使用些名字；不是部落名稱、神名稱或地名，正如人們不時錯誤地宣稱的那樣。 [19]  

列祖的社會世界

確實，過去試圖將列祖的社會世界與努斯泥版（主前 15 世紀）所反映的社會世界，進行比較的努力，在許多方面都失敗了。例如家中神像、圖像、出售與生俱來的權利、臨終祝福、“姐妹情誼”等的比較，都不適合。所以，已經清掃了Thomas Thompson和John Van Seters等所謂的“解構主義”學者的意見。儘管如此，仍然有一個可靠的、真實的合法的比較，再次指向主前二千年初期的列祖敘事中的社會特徵。

這些合理的比較點之一與繼承法有關。雅各有兩個妻子，拉結和利亞，每個人都給他提供了一個妾，闢拉和悉帕，雅各的四個女人都生了兒子。在雅各最後的祝福中（創世記 49 章），所有的兒子顯然都平等地分享了產業； 沒有跡象表明長子有雙份。

然而，在出埃及時流傳下來的法律中，最年長的確實得到了雙倍的份額。在申命記 21 章 15-17 節中，得雙份的原因在於長子是“〔父親〕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在雅各的祝福中也使用了同樣的詞來形容流便——“我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創 49:3）——但在這個早期，流便和猶大都沒有得到 雙份。

我們確實有關於古代近東繼承法的經外信息。主前 20 世紀，立比特-伊什塔爾（Lipit-Ishtar）的法律規定所有孩子們均等分享。 [20]     200 年後，也就是主前 18 世紀，漢謨拉比的法律賦予男人第一任妻子的兒子“首選”。然後，從主前 18 世紀到 15 世紀，根據馬里和努茲的法律，親生的長子確實得到雙份，而養子則沒有。在第一個千年的新巴比倫法律中，當一個男人有兩個妻子時，第一個妻子的兒子得到雙份，而第二個妻子的兒子只得到一份。 [21]  

創世記 49 章雅各兒子的繼承權，和申命記中描述的出埃及時長子得雙份的法律，與經外文獻中描述的繼承法的發展是一致的——為我們確定 青銅時代中期的列祖。

古代敘事文

那麼創世記中的列祖故事是什麼呢？ 是歷史還是只是童話？還是介於兩者之間？. 再次，讓我們以經外證據為指引。從埃及、米所波大米、敘利亞、安納托利亞和其他地方，我們有大量的敘事文。這些著作（不包括皇家銘文和僅與眾神有關的神話）可分為三大類：首先，關於個人的自傳和傳記敘述；其次是歷史傳奇，旨在講述過去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第三，純虛構的故事，通常以匿名演員為主。列祖敘事介於第一組和第二組之間，比第二組更接近第一組。換句話說，完全根據外部數據（不是我們的偏見）來判斷，列祖傳統將被判斷為基本事實。 [22]    這些敘述中可能存在一些傳奇特徵，並不能否定它們所提到的個人的歷史性。

我們可以將列祖敘事與約主前 1600 年埃及的“威斯卡紙莎草卷”（Papyrus Westcar）進行比較。這份文件講述了一千年前約主前 2600 年古王國時期皇家宮廷中的一些魔術師的傳奇故事。然而，儘管時間流逝，而傳說神奇，但所有四位國王都絕對是歷史人物（從其他紀念碑知道），按照正確的順序講述。之後王朝的三位創始人，也以正確的順序提到。一些魔術師也是著名的歷史人物，而另一些則來自那個遙遠的時期。如此，完美的敘述並不保證角色是虛構的。

這部分回答了關於所謂真實人物的傳統故事，是否可以從主前 1600 年左右（約瑟）流傳到大約主前 1200 年 （摩西），然後到主前 950 年左右（所羅門）——並在主前五世紀被記錄（以斯拉記）——仍能保留基本可靠的信息。

還有相當多的額外證據。我們從赫人得到主前 16 至 13 世紀的阿尼塔事蹟（Deeds of Anittas）副本。它保存了一位在主前 19 世紀或 18 世紀更早盛世的庫薩拉（Kussara）王子的可靠記錄。

來自敘利亞小而富有的城邦烏加里特，烏加里特當地國王的名單（約主前 1200 年）從奠基人亞卡魯（Yaqaru，約主前 1900 年或 1800 年），直追溯大約 36 位國王，跨度為 600 至 700 年； 來自另一份文件的數據可能會將這一傳統推前至主前 2000 年。 [23]  

在米所波大米，巴比倫的漢謨拉比和亞述的沙姆希-阿達德一世（Shamshi-Adad I）的非皇族祖先，被記錄下來。即使不完美，也可以追溯到他們皇室血統之外的好幾代人。[24]   

在埃及，普通的私人家庭能夠追踪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的祖先。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涉及一個名叫摩西（不是聖經中的摩西）的埃及人，他在拉美西斯二世（約主前 1250 年）的統治下贏得了一場訴訟，因為他祖先在主前 1550 年左右的一塊地——這人獨立地證明了 當時的當代記錄。 [25]  

一位在塞索斯一世（Sethos I，主前 1290 年）在底比斯（Thebes）的阿蒙（Amun）神廟任職的製圖員，可以追溯並指出他祖先（敘利亞血統）的姓名，追溯到七代前，可能是圖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主前 1450 年）的時代。 [26]  

鑑於其他近東民族保存了準確的信息，甚至長達一千年，早期的希伯來人沒有先驗的理由不能做同樣的事情。

的確，《創世紀》的敘述帶有一些長期流傳的痕跡。我們已經研究了將列祖置於主前 1900 年至 1600 年期間的特徵。但這些敘述也顯示它們後期歷史的痕跡。創世記 47:11 中的“蘭塞境內的地”一詞屬於主前 1279-1140 年（當拉美西斯興盛時），既不早也不晚； 這句話大約在出埃及記的時候出現。還有其他各種示例：

在創世記 14 章 14 節，我們讀到亞伯蘭“直追到但”。從士師記 18:29（主前 12 到 11 世紀），我們知道這座城市在被但族人征服之前稱為拉億，所以創世記 14:14 中但城的名字，在但人征服拉億之前的某個時間，曾經改名，或被包括在內。[j]

同樣，創世記 36 章的家譜為我們提供了“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東地作王的名單（創世記 36:31），儘管，直到主前 11 世紀末或 10 世紀，以色列才有王。這段經文一定是在主前 11 世紀後期之後的某個時候採用了這種形式。[k]

同樣的現象，被研究古代著作者稱之為“現代化”的現象，也發生在非聖經文本中。  [27] 

許多所謂的聖經學術是基於猜測或聰明的預感，而不是基於獨立事實支持的牢固參考框架。結果是對競爭對手陣營帶來無用和無休止的爭議，又盲目地為自己加分。 說白了，不能這樣做的。

然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基本的傳下來的輪廓——從列祖到出埃及，到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統一王國，然後是以色列和猶大的分裂王國，以及被虜和回歸——基本上是健全的：完全沒有必要“重建”早期的希伯來歷史。威爾豪森的事業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失敗。 [28]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那些決心證明以色列直到被擄之前的歷史，只是編造出來的學者的著作。

我們不應試圖解構，而應設法修正我們對基本健全的歷史輪廓的認識，並努力以考古學發現的大量外部數據來補充。

作者

KENNETH A. KITCHEN is the Personal and Brunn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Egyptology and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Classics and Egyptology,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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