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引”耶稣?反驳巴特埃尔曼
“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的内幕
张逸萍译自:" ‘Misquoting’ Jesus? Answering Bart Ehrman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
by
Greg Koukl
09/01/2010(https://www.str.org/publications/misquoting-jesus-answering-bart-ehrman#.W5F_TVRKiUw
)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错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制造耶稣》)的副标题是“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和“为什么”(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作者巴特·埃尔曼(Bart
Ehrman)的矛头直指向任何认为新约文件可信的基督徒。下面这句话就是了∶
说“底本”(即原文档)是上帝默示的,有什么意义?我们没有底本!我们只有错误百出的副本,其中绝大多数是底本之后的几个世纪抄写的,并且显然在数千个地方,与底本不同……我们的手稿中的差异,比新约中的单词还多。[i] [强调语气乃原作所有]
就这些事实表面而言,埃尔曼对是正确的。新约有130,000个单字,然而,幸存的手稿(手写的副本)揭示了约40万次用语不相符。[ii]
事实上,埃尔曼指出,手稿「在很多地方彼此不同,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差异。」[iii]
此外,巴特·埃尔曼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有著无可挑剔的诚意。他与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共同撰写了《新约经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第4版)
-
以该领域的学术标准而论,梅茨格可说是当时最伟大的新约圣经手稿学者。[iv]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称:「《错引耶稣》对大多数基督徒认为是福音的很多新约事件,都表示怀疑。」《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相信埃尔曼的论点可「确保读者可能再也不会以同样的眼光阅读福音书或保罗书信。」[v]
当然,这正是埃尔曼想要的。《错引耶稣》是近年流行的那种 -
将“他们不想要你知道的事情”
曝光的把戏。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研究生时,埃尔曼“揭露”他的发现,就是那些破坏他自己“作为重生基督徒”信仰的发现,让他接受了不可知论,也是他现在对上帝所抱的态度。[vi]
圣经是否因为2000多年的抄写和再抄写,而被更改了?埃尔曼回答说∶「是的,非常明显。」更糟糕的是,大量的更改,使人几乎不可能对重建底本有任何信心。
若不知道原文档是怎样的,就没有上帝所默示的文本;
没有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就没有正统的基督教。只有一堆关于耶稣的属灵想法,在多种互相冲突的文档中表达出来,这些文档会随著时间而倒塌。
这种怀疑是否有理?简单地说,没有。尽管埃尔曼有这样的资格,[vii] 他讲的“谁知道底本讲什么”的观点,并不是多数“文本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又作文本批判学、经文批判、低等批判)学者的意见。包括埃尔曼的导师布鲁斯·梅茨格,埃尔曼以这书献给他的。学者们有这样的信心,其原因在于重建任务本身的性质。
重建莎莉阿姨的秘方
手稿是手工抄写的文档。在主后最早的1500年里,圣经的所有副本都由文士抄写,他们尽其所能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忠实传递文档。无可避免,错误是会发生的,当错误在后续几代文档中被复制时,又产生具有相同错误的多个副本,于是错误会按几何级数地复杂化。[viii]
似乎很清楚,有些变化是故意的,甚至有神学上的动机。
鉴于这样的历史,很难想像怎么可能恢复原文稿。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两个误解,其实就是对古代文物的传播史里的等级和档案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传播或多或少是线性的 - 一个人将消息传递给第二个,再传递给第三个人,等等,叫很多代以后的人,都只有一个版本。第二个误解是:是口头传播的,所以比写下来的东西,更容易扭曲和误解。
这两个假设都不适用于新约的文本。首先,传播是以书面形式完成的,书面文稿可以测试,口头传播却不能。其次,传播不是线性的,而是几何级数式的 -
例如,一封书信产生10个副本,它们又产生100个等等。
让我举例说明测试是如何进行的。它将帮助您了解学者们如何能充满信心地,从来自与底本相隔几个世纪而又相互冲突的手稿,重建原文件。
假设莎莉阿姨在梦中得到一份叫她青春长驻的灵丹妙药配方。当她醒来时,她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这配方,然后跑到厨房去配制她的第一锅“莎莉秘方汤”。几天后,她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人。
莎莉阿姨非常兴奋,她把手写的秘方发给三个牌友(莎莉阿姨活在科技黑暗时代
-
没有复印机或电子邮件)。接著之后,她们又各为自己的十个朋友抄写副本。
一切都顺利,直到有一天,莎莉阿姨的狗狗吃掉原来那份手稿。她惊慌失措地联络了那些遭到类似神秘事件的朋友。那些从她三个收到原手稿的牌友手中也收到副本的人,也被通知了,为要试图恢复原来的文字。
莎莉收集了所有幸存的手写副本,共计26份。当她把它们摊开在厨房桌子上时,她立即注意到了差异。除了到处拼写错的单字和缩写外,有23份副本几乎相同。而其他三份里,有一份的烹调材料,以不同的次序列出;另一份把两个短语倒置了(“混合然后剁碎”而不是“剁碎然后混合”);还有一份包含了其他手稿未提及的烹调材料。
你认为莎莉阿姨可以从这些证据中,准确地重建她原来的处方吗?她当然可以。拼写错误和缩写是无关紧要的,次序亦然(这些差异都意味著相同的意思)。次序倒置的短语比较特别,但可以很容易地修复,因为人们不能混合未被剁碎的东西。然后莎莉会删除那额外的材料,因为一个人错误地添了一样,是有可能的,而25个人都意外地漏掉它,乃是不可能的。
即使差异很多和多样,我们仍然可非常有信心地重建原文稿,因为只需要有足够的副抄本和一点常理。
这是简化的讲法(非常简化,但你明白了),这就是学者们如何做“文本批评”的工作。这是一个学术专业,用于重建所有古代文献,而不仅仅是宗教文档。这不是基于猜测和宗教信仰的随意工作,却是一个谨慎的分析过程,以至机敏的批判家们能确定任何作品所可能有的讹误程度,并在某些条件下,高度确定地重建原文。
这最后一点道出整个讨论的关键问题∶无论整理前的差异数量有多少,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恢复原版本吗?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三个因素。
首先,有多少份抄本?第二,手稿有多旧?第三,不同之处(差异)的性质是什么?
多少和多旧?
如果现有的手稿数量很少,而原稿与最旧的副本之间的时间差距很大,那么,重建底本就很困难。但是,如果有许多副本,并且最旧的副本与原稿的时间接近,实际上就是说,学者可以肯定,他能确定原稿的措辞。[ix]
若留意非圣经文档的记录,可让人了解新约手稿证据的重要性。这些就是历史学家依赖的,所有古代世俗著作的资料。它们也是根据现有的文稿证据,非常有信心地修复的。[x]
约瑟夫(Josephus)的第一世纪文献《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 )只有九份完整手稿留下来,抄写时间是第五世纪 -
写作后的四个世纪。[xi]
塔西图斯(Tacitus)的《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s of Imperial Rome )是新约时代罗马世界的主要历史资料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两份手稿幸存,而且是定期为中世纪的。[xii]
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历史》(History)有八份留下来;凯撒(Caesar)的《高卢战争》( Gallic Wars),十份;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History),八份;还有七份《柏拉图》。所有这些都与原作相距超过一千多年。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有647份现存的副本,所以它的手稿证据,在世俗作品中最骄人。[xiii]
请注意,于大多数古代文献,只有少数手稿幸存,有些手稿和原稿相隔,有800 - 1500年,或更长。然而,学者们确信他们能准确地重建原稿。事实上,几乎我们所有的古代历史知识都依赖于这些文件。
圣经手稿证据
相比之下,新约圣经的手稿证据令人惊叹(另见F.F.Bruce和McDowell)。最近的一个统计,显示有5,500份个别的希腊文手稿。[xiv]
这些早期片段有:大写抄本(uncial codices,大写希腊文字手稿,合成书本形式)和小写抄本(minuscules,草书风格的小希腊文字)。
在9至15世纪的2,795个小写抄本碎片中,其中34个,有完整的新约。[xv]
有著几乎完整的新约的大写抄本,可以追溯到4世纪及更早。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追溯至325-350年。[xvi]
宏伟的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追溯至340年,[xvii]
包含一半的旧约和几乎全部新约。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包含整个旧约和几乎完整的新约,可追溯到5世纪中叶。[xviii]
最有趣的证据来自碎片。切斯特比替纸草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包含大部分的新约,并且可以追溯到三世纪中叶。[xix]
1956年宣布的宝地母纸草抄本(Bodmer Papyri II)系列,包括约翰福音的前十四章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最后七章的大部分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主后200年,或更早。[xx]
然而,最惊人的发现是在埃及发现的约翰福音18章31-33节的一小部分,被称为约翰雷兰蒲草纸(John Rylands Papyri),只有三英寸见方,它是新约任何部分的最早抄本。纸莎草纸的日定期为主后117-138年(虽然它可能更早),[xxi]
显示约翰福音在其写成的40年内,传播到遥远的埃及。
请记住,大多数纸莎草纸是碎片。只有大约50份手稿包含整个新约圣经。即使这样,文本证据也非常丰富,特别是与其他古代作品相比之下。
还有两项事物,可以相互验证手稿的准确性∶古代版本(翻译)和称为“教父语录”的,就是我们早期教父曾引用过的经文。
教会早期,圣经被翻译成拉丁文(现有10,000份抄本)。[xxii]
到了3世纪和4世纪,新约圣经被翻译为科普特语和叙利亚语,又被复制;不久之后,又有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的。[xxiii]
随著福音传播和教会的成长,这些版本帮助传教士,用当地人自己的语言,把福音传至新的文化中。翻译版本也帮助现代学者回答有关希腊手稿的问题。
此外,还有古老的经外资料 -
教义,教诲和教父的引用
-
这些都详细地引用经文。实际上,“教父语录”本身几乎包括新约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xxiv]
我希望你在这里留意到一些事情。巴特埃尔曼对圣经文本的主要关注点(大量的差异),只能在有大量手稿的情形中出现。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
好消息,不是坏消息
-
因为导致问题的条件,正是提供解决方案的条件。愈多手稿可用以比较,则愈多差异可能出现,但也有愈多原材料可作比较,以解决差异的问题。
排山倒海似的一大堆的手稿,让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原稿在整体文档中被保存下来。不需要找其他东西来替代缺失的部分。我们有110%的文档,而不是90%。[xxv]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知道如何将麦子与稗子分开,以恢复原始版本吗?其答案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差异的性质是什么?
那些讨厌的差异
根据手稿专家丹尼尔华莱士(Daniel Wallace)的说法,「版本文字的差异,只不过是与标准版本不同(例如,印刷版本,某特定的手稿等),它们涉及拼写、单词顺序、省略、添加、替换,或完全重写。」[xxvi]
请注意,任何差异,无论多么微小,都会增加总数。
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它们可以分为两类∶重要的差异和微不足道的差异。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异,绝对不会影响我们重建原版本。无论哪个解读是原本的,意思都一样。
例如,超过一半的差异(是的,超过200,000)是拼写错误,[xxvii] 是意外的(例如:ie / ei错误,在经文中,与及在我们自己的写作中,一样普遍),或不同的拼写的选择(例如:kreinai
vs. krinai)。还有一大堆其他例子,都是在缩写或风格上,无关紧要的差异(一个定冠词出现在一个名字之前
-
“the James” -
却不在另一处,因为它没有改变其意义)。[xxviii]
显然,一些微不足道的变化在神学上很重要。KJV约翰壹书五章(“约翰引句”,Comma Johanneum)的呈现,似乎与三位一体相呼应,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问题,但显然这个差异不在原版,所以它没有产生任何文本问题。它只出现在四个手稿中,最早可追溯到10世纪(另外四份,抄写员把它写在页边),[xxix]
几乎一般人都认为是讹误。此外,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不依赖于这段文字,而是由许多其他没有问题的段落验证得来的。
若数千个差异,都只出现在一个手稿中(“单数读数”),是类似的问题。这些明显的错误很容易纠正。
以下是华莱士所总结的差异方式∶[xxx]
1.拼写差异或无意义读数(例如,漏掉一行)
2.不重要的字的次序(“基督耶稣”与“耶稣基督”)和同义词
3.虽然不切实,但有意义的差异(例如,“约翰引句”)
4.有意义且切实的差异
华莱士的最后一个类别构成“远低于”所有差异的1%。[xxxi]
换句话说,超过396,000处的差异,不影响我们重建原版本的能力。即使有文本上切实的差异,绝大多数人在神学上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相对地,它们“不能引起人的兴趣”。[xxxii]
尔曼自己也承认这些事实。
在我们早期的基督教手稿中发现的大多数差异,与神学或思想体系无关。最早远的差异,都来自:纯粹和简单的 -
笔误、意外遗漏、无意的添加、拼写错误的单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xxxiii]
华莱士的第四类
-
有意义(在文本意义上)且切实的差异 -
是唯一能产生后果的。「我们在这里讲到」,科斯滕贝格(Kostenberger)和克鲁格(Kruger)写道:「关于有两种(或更多)可能的解读,各自的证据……相对平等。」[xxxiv]
在这里,专业文本鉴别家的分析技巧,可用来淘汰最不可能的差异。他们有一套特定的规则
-
分析文档的规则
-
这使他们能解决绝大多数冲突,于是满有信心地恢复原稿。
讽刺的是,这正是埃尔曼在他对新约文件的结论,无意中证明了的。
埃尔曼的“十大”
在《错引耶稣》平装版的最后一页,埃尔曼列出“不在新约原文中的十大经文”,作为他的的谢幕炮火,但却证明他的整个论点都是错的。
首先,我立即认出十段经文中,有六段,在我使用的圣经译本(NASB)里,都在边注中注明这些经文不在最早的手稿中。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其次,埃尔曼的“十大”名单中,有三分之一毕竟是在新约圣经中。事实上,路加福音22∶20,24∶12和24∶51b是有问题的。然而,同样的字句却在没有争议的段落中逐字出现(分别为马太福音26:28和马可福音14:24;约翰福音20∶3-7;使徒行传1∶9,11)。
第三,若删除埃尔曼所列出的任何有差异经文,不会损害任何神学思想。即便是删除马可福音的长结束(16∶9-20),或者关于耶稣和行淫时被拿的妇人那一段很有魅力,但很可能不在正典中的对话(约翰福音7∶53-8∶11),亦然。
最后(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埃尔曼所列举的,证明了和他的意图刚好相反的事情。他绞尽脑汁地说,我们永远失去原文档了。他所列举的,本身表明了:我们可以认出最严重的错误段落,然后删除它们。
埃尔曼自己的作品(《错引》,还有《The Orthodox Corruption of
Scripture》)证明上面提到的文本鉴别法 -
他用来批评新约的方法 -
足以恢复原稿面目。又证明大量的差异不会影响我们重建原稿的能力,反之,我们拥有的丰富手稿证据,使我们能够清除掉大部分差异。否则,埃尔曼无法自信地列出他的“十大”
-
或任何其他不在新约圣经中的经文。
还给有讽刺的事情,就是他在另一部作品中所承认的事实。将《错引耶稣》的悲观意识,与他和梅茨格尔合著的《新约经文》所展现的乐观情绪进行比较∶[xxxv]
除了新约希腊文手稿和早期版本的文本证据,文本鉴别家还可以比较早期教父所写的评论,讲道和其他论文中所引用的许多经文。事实上,这些引用是如此的广泛,以至如果我们对新约圣经文本知识的所有其他来源都被摧毁,它们仍然足以用来重建整个新约圣经。[强调加上的]
巴特·埃尔曼的两本书,上面都写著他的名字,给人完全相反的印象。[xxxvi]
两者都是在同一年(2005年)出版的。
我们可以从证据中得出什么结论?几乎所有新约文件中的400,000个差异 -
拼写错误、倒置的单词、不切实的差异等 -
对重建原稿的任务,完全无关紧要。几乎所有剩下的差异,严格地使用已被接受的文本鉴别规则,都可以解决。
这意味著我们的新约纯净度超过99%。在全部文档的20,000行中,只有40行有疑问(约400字),[xxxvii]
没有影响任何重要的教义。
学者D.A.
卡森(D.A.
Carson)这样总结∶「利害攸关的是:文本的纯净度如此实在。我们认为这些差异,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我们信以为真的任何教义,和我们被命令去做的任何事情。」[xxxviii]
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否非常肯定地复制原来的新约?」甚至巴特埃尔曼,自己本人也证明:我们可以。
作者
Greg Koukl
PUBLISHED
Wed, 09/01/2010 - 17:45
© 2010, Greg Koukl. Us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注释
[i]
Bart Ehrman, Misquoting Jesus—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2007), 7, 90.
[ii]
Daniel Wallace, “The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An Evangelical
Miscalculation,” bible.org.
[iii]
Ehrman, 10.
[iv]
Bruce Metzger passed away in 2007.
[v]
Both quotes can be found on the back cover of Misquoting Jesus.
[vi]
Ehrman, 7, 257.
[vii]
Michael Kruger on STR Radio, July 25, 2010.
[viii]
When a large number of manuscripts exhibit the same “signature” pattern
of variations, they are referred to as a text family or a “text type,”
e.g., the Alexandrian Text, the Western Text, or the Majority Text (aka
the Byzantine Text, the underlying manuscript family of the KJV).
[ix]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The Heresy of Orthodoxy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205. Sufficient certainty is the goal, not absolute certainty.
[x]
Very minor differences in number appear in various catalogs of these
documents, but these are accurate enough to make our point.
[xi]
Paul Barnett, Is the New Testament History? (Ann Arbor: Vine
Books, 1986), 45.
[xii]
Geisler and Nix,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Chicago:
Moody Press, 1986), 405.
[xiii]
Bruce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4.
[xiv]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07. The number of manuscripts i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s more are discovered.
[xv]
Geisler & Nix, 402.
[xvi]
Ibid., 391.
[xvii]
Ibid., 392.
[xviii]
Ibid., 394.
[xix]
Ibid., 389-390.
[xx]
Metzger, 39-40.
[xxi]
Geisler and Nix, 388.
[xx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08.
[xxiii]
Barnett, 44.
[xxiv]
Metzger, 86.
[xxv]
Daniel Wallace, “The Majority Text and the Original Text: Are They
Identical?" Bibliotheca Sacra, April-June, 1991, 169.
[xxvi]
Daniel Wallace, “The Number of Textual Variants: An Evangelical
Miscalculation.”
[xxvii]
Daniel Wallace,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xxvi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15-217.
[xxix]
Ibid., 219.
[xxx]
Daniel Wallace, “Is What We Have Now What They Wrote Then?”
[xxxi]
Ibid.
[xxxii]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26.
[xxxiii]
Ehrman, 55.
[xxxiv]
Kostenberger and Kruger, 225.
[xxxv]
Metzger and Ehrma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6.
[xxxvi]
To be fair, this portion was undoubtedly authored by Metzger.
Nonetheless, the ironic conflict remains.
[xxxvii]
Geisler and Nix, 475.
[xxxviii]
Carson, D.A., The King James Version Debate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