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過海位置的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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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令很多人驚訝的是，在希伯來語原文中，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所穿越的水域，稱為“yam suph”，是“蘆葦海”（Sea
of Reeds），而不是“紅海”。不幸的是，我們幾乎所有的翻譯本都將“yam
suph”譯為“紅海”。 以色列人離開了蘭塞，但沒有沿著從蘭塞開始的“荷魯斯之路”，這是通往迦南的直接路線。就是聖經講的“非利士地的道路”，也是埃及東部的軍事公路。沿途有23個堡壘，每隔不遠，由埃及軍隊守衛著。若選擇走埃及的軍道，面對埃及駐軍要塞時，再加上埃及軍隊從後面追擊，難免會“後悔，就回埃及去。”（出13：17）
相反，他們沿著三角洲向東南行走，到達“瓦迪圖米拉特”的疏割。沿著向東通往曠野的路線，他們再次在以倘停下來，面對埃及的邊界，而曠野在另一側。在這地點，以色列人向北
“轉” ，顯然使法老感到高興（出14：3）。 在出埃及記14章2節以北的關鍵“轉”之後，以色列人的下一站，可由四個地名標識：比哈希錄，密奪，海和巴力洗分。其中三個名字，都與東北三角洲地區的水域有關。所有名稱都指向出埃及記敘事中事件的地點﹕“巴拉湖”和古代地中海海岸線之間的地區。 在這裏，法老的軍隊追上以色列人。由於大海在前，以色列人覺得前無去路，於是他們向摩西發怨言（出14：11-12）。在這裏，尼羅河三角洲東北角的埃及邊境，面對“蘆葦海”，上帝行了一個神蹟，帶領他們超自然地越過埃及邊境，進入書珥的曠野。所以，這神蹟似乎發生在蘇伊士地峽的東北角。所越過的蘆葦海很可能是古“巴拉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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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過海位置的新證據：第一部分
張逸萍譯自﹕“New
Evidence from Egypt on the Location of the Exodus Sea Crossing: Part I”
by Gary
Byers MA
本文最初發表於《 Winter
2006 issue of Bible and Spade》。
序言
令許多聖經學習者驚訝的是，在希伯來語原文中，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所穿越的水域，稱為“yam
suph”，是“蘆葦海”（Sea
of Reeds），而不是“紅海”（出15：4，22;；申11：4；珥2:10；
4:23； 24：6；尼9：9；詩106：7，9，33；
136：13，15）。不幸的是，我們幾乎所有的翻譯本都將“yam
suph”譯為“紅海”，耶路撒冷聖經和新猶太出版協會的希伯來聖經，是明顯的例外。
這是公元前三世紀，舊約被翻譯成希臘文，引入“紅海”一詞的影響。這譯本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縮寫為LXX），翻譯員將“yam
suph”（“蘆葦海”）譯為“eruthráthálassē”（紅海）。拉丁通俗譯本（Vulgate）緊隨其後，使用“Mari
Rubro”（“紅海”），大多數英語版本都延續了這一傳統。
不幸的是，“紅海”根本翻譯得不對，而七十士譯本的翻譯員明白這一點。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理由，但根據他們當時對該地區的了解，他們給了“yam
suph”一個歷史化的註釋。(Kitchen 2003: 262;
Hoffmeier 1996: 206; 2005: 81)
聖經指出以色列人越過埃及東部邊界的一個重要水域，LXX譯員將其與他們認為是紅海的水域聯繫起來。他們沒有照字義翻譯這希伯來詞組，而是提供了這種歷史鑒定，作為對文本的解釋。
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幸的翻譯，困擾了多個世紀，使我們無法了解出埃及記和越海記載的真實歷史準確性。20世紀末，學者開始以全新的方式，將希伯來語文本的含義，重新建立到其埃及語境中，然後將其與最近的考古學證據聯繫起來。(見﹕
Hoffmeier 2005: 81–85)
紅海
但是，你會問，紅海呢？紅海是從印度洋進入的海水兩個分叉，它們向北延伸至聖經裏的世界，並分開了非洲和亞洲的兩個大陸。紅海的東部分支稱為“亞喀巴灣”（Gulf
of Aqaba，阿拉伯語）或“埃拉特灣”（Gulf of
Elat，希伯來語），而西邊的分支被稱為蘇伊士灣(Gulf of
Suez，阿拉伯語，以及連接該西部分支與地中海的蘇伊士運河名稱的由來)。
在古希臘語中，“紅海”這個名字，既被用來指海灣，也指紅海，即波斯灣和印度洋的主體。(Kitchen 2003:
262–63; Hoffmeier 1997: 200)
不幸的是，今天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水域最初被稱為“紅海”。
(Hoffmeier 1997: 206)
一個有趣的，和聖經有關的建議是﹕也許紅海是從以東人那裡得名的，以東人是以色列人多年以來舊約的敵人。以東人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是“紅色”，在舊約的大部分時期，它控制著“亞喀巴灣”。有人建認為，後來的以色列人難於以敵人的名字，來稱呼這海（即以東海），所以他們用以東的意思（“紅色”，希臘文eruthrá）來識別之。
(Hoffmeier 1997: 206).
另一種可能性是蘇伊士海灣已被稱為紅海（由於目前未知的原因），把它應用於“亞喀巴灣”，是自然的擴展。(Hoffmeier
1997: 206)
無論該術語的起源是什麼，它都不是聖經所說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記中越過的水域的名稱。
更複雜的是，新約沿用了七十士譯本，將出埃及記中過海的位置，稱為“紅海”。儘管對新約參考文獻的完整處理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我認為，我們對古埃及東部邊界的了解，以及該術語的描述，都仍不完整，所以我們目前的研究狀況，就像是在拼圖中遺漏了許多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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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蘇伊士運河by
Albert Ungard edler von Öthalom, taf. IV (Vienna: A. Hartleben’s, 1905)蘇伊士運河的路線。
著名的運河是現代最偉大的工程壯舉之一，提供了通往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運輸路線。初步研究估計，將共需移除26.13億立方英尺的泥土，包括6億在陸地上，另外20.13億從水中挖出來。最初的總費用概算為兩億法郎。運河從地中海的塞得港（Port
Said）一直延伸到紅海的蘇伊士，全長超過100英里（160公里）。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埃及遠征隊，是第一個努力於建造現這個代運河的，希望該項目能使法國的貿易比英國更強。儘管它是由查爾斯·勒·佩雷（Charles
Le Pere）於1799年開始的，但據錯誤估計，以為地中海和紅海之間的高度差為33英尺（10
m），所以工程暫停。後來確定兩海灣沒有區別時，法國駐埃及領事費迪南德·德萊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有著實現該項目的遠見和毅力。工程始於1859年，在經歷了許多挫折和延誤之後，在十年後完成，於是將非洲和亞洲切割了。1956年，當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宣布運河國有化，導致蘇伊士危機，蘇伊士運河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決定是回應英國，法國和美國，拒絕貸款給他建造阿斯旺高水壩（Aswan
high dam）。他認為，運河帶來的收入將有助於資助高壩項目。這一宣布引起了英格蘭，法國和以色列的迅速反應，於是入侵埃及。他們的行動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運河被移交給埃及。1967年，由於以色列佔領西乃半島的六日戰爭，運河被關閉。1973年阿以戰爭之後，該運河於1975年重新開放。自重新開放以來，運河已經擴寬了兩次。被稱為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每天約有50艘船渡過運河，耗時11至16個小時。有一件關於紐約自由女神像的鮮為人知的事情是這樣，它原本是站在塞得港的蘇伊士運河入口處。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索迪（Frederic
Auguste Bartholdi）受到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在阿布辛貝勒（Abu Simbel）巨大雕像的啟發，想到了一個巨大的女人手持火炬的雕像。她是進步的代表，據巴爾索迪所說，“埃及承載著亞洲的光芒”。但是，埃及領導人赫迪夫·伊斯梅爾（khedive
Ismail）認為該項目過於昂貴，而以比較平凡的費迪南德·萊塞普斯雕像代替它。巴索迪將他的計劃帶到美國，並在紐約港口推廣獻給“自由啟發著世界”的巨大女性雕像的概念。他被委托承擔這項工作，並在大西洋兩岸籌集資金。最後，這座雕像成為法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國際友誼的禮物。因此，“運河女神”變為“自由女神”。 |
蘆葦海
如今，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學者們都普遍認為，“yam
suph“的意思是“蘆葦海”。如出埃及記2章3-5節和以賽亞書19章6-7節所顯示，希伯來語“suph”必定是指某種水生植物（Kitchen
2003：262），而經文提到尼羅河中的蘆葦。（Hoffmeier
2005：81）實際上，希伯來語“suph”（蘆葦）很可能是從埃及語借來的——來自一種水生植物的象形文字（twf）。
(Huddlestun 1992: 636; Hoffmeier 1997: 204; 2005: 81–83)
不幸的是，目前尚不可能對該水生植物進行更精確的識別。但聖經仍然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穿越的海是“蘆葦海”。這表示埃及東部邊界有一片蘆葦叢生的水域。但是它在哪裡呢？在聖經中，“
yam suph”一詞是指“亞喀巴灣”（出23：31；
民 21：4；
申 1：40、2：1；
王上 9:26），以及蘇伊士灣（ 民
33：10-11）。這使得這二者都可能是過海的地點。
儘管很少有學者認為過海的地點是在“亞喀巴灣”東部，柯那克（Robert
Cornuke）和威廉姆斯（Larry Williams）最近推廣了這個想法。（Blum
1998）但是，該位置似乎離歌珊以東太遠，無法適合出埃及記行程的字面理解。(Hoffmeier
2005: 130–40; Franz 2000; Wood 2000)
另一方面，在保守派學者中，流行的觀點是將出埃及記過海的點定位在蘇伊士灣西部的北端某處。不幸的是，出埃及記記載中的地名不太適合該地區。現代考古學研究也沒有支持這地點為出埃及記的過海處。
無論選擇哪個海灣，重要的問題是“yam
suph”的地點。如果認定蘇伊士灣是出埃及記的過海境地點，則該位置必須基於聖經和經外資料。不能因為蘇伊士灣今天被稱為紅海，甚至在古代也被稱為紅海，所以選擇它。我建議，對聖經文本進行字面的，認真的理解，再結合來自尼羅河東部三角洲的最新研究，提出一個不同於蘇伊士灣的位置。
迪芬尼丘（Tell
Defenneh）附近的蘆葦。
儘管19世紀蘇伊士運河的建立，永久改變了蘇伊士地峽，但蘆葦仍在該地區的一些沼澤地區生長。這張照片是在蘇伊士運河以西幾英里處的古代“巴拉湖”（Ballah
Lake）系統地區拍攝的。作者認為，最近的地質和考古研究，能證明出埃及記提到的過海地點的名字，正是在這個湖泊地區。
蘇伊士地峽
蘇伊士灣以北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陸地，今天被稱為蘇伊士地峽。它包括尼羅河三角洲東部〔歌珊所在的地點，尼羅河的帕路謝（Pelusiac）分支以東；請參見Kitchen
2003：254，261〕，東部的沼澤湖泊和遠處的曠野。在古代，這片狹長的土地上有五個湖泊：“巴拉湖”，“蒂姆薩湖”（Lake
Timsah），“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和“小苦湖”（Little
Bitter Lake）。
從蘇伊士灣的北部邊界，到地中海海岸線的整個區域，在古代可不完全如此。有證據表明，蘇伊士灣在古代比現在延伸得更北，儘管我們目前尚不知道向北延伸多遠。（Hoffmeier
1997：209）此外，主前第二個千年的地中海海岸線比今天更南（Scolnic
2004：96-97；
Hoffmeier 2005：41-42），因此兩者之間的地峽比今天要狹窄得多。在整個歷史上，該地區一直沒有改變的是，有很多淡水湖沼澤。因此，1869年蘇伊士運河直接在這裏開鑿，就不足為奇了。
埃及文稿在提及該地區時，使用“蘆葦”（twf）的象形文字，表明它們在該地區繁多（Huddlestun
1992：636–37），並且名稱與該地區有關（Hoffmeier
2005：81–83）。實際上，霍夫邁爾（Hoffmeier）和挖掘蘭塞的比埃塔克（Manfred
Bietak）意見相同（請參閱﹕Wood
，2004年）。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象形文字“p3
twfy”（p3是定冠詞“
the”）專門指埃及東部邊界上的特定蘆葦湖 “巴拉湖”（2005：88）。
請注意，比埃塔克在該地區進行的重要古環境研究。霍夫邁爾補充說，“阿布塞菲丘”（Tell Abu Sefeh）位於現今“巴拉湖”區西側的現代“坎塔拉”（Qantara）的東部，可能反映了該湖的古埃及名稱（p3
twfy），及其相對的希伯來語（yam suph）（2005：88–89）。霍夫邁爾還指出，“阿布塞菲丘”的挖掘工作發現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港口碼頭遺址，該港口曾經有多艘商船經過（2005：88）。儘管考古學證據表明碼頭的出現於出埃及時期之後，但很明顯，“巴拉湖”曾經是埃及東部邊界上的一大片水域。
基辰（Kitchen）指出，古人可能使用蘆葦海（Reed
Sea）術語來表示一系列蘆葦湖中所有水域，這些蘆葦湖貫穿地峽的南北全長（2003：262）。擴展而言，它也適用於這些水域中的最後一個——蘇伊士灣。這就可以解釋民數記
33章10節﹕以色列人在奇蹟般的過紅海後，這經文記載了他們再次過紅海（即所謂的“蘆葦海II”
[Kitchen 2003：271]）。也許在那個時候，甚至以後，這個術語也被用於另一個“相連的”水域——“亞喀巴灣”。
地質研究表明，在整個千年中，有自然因素使蘇伊士的尼羅河三角洲和地峽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更主要的是，近來近的人類活動改變了整個地區。阿斯旺省（Aswan）的尼羅河大壩（1902年，舊的；1970年，新的）建成，極影響河流的流量，並大大減少了它的氾濫。由於尼羅河不再氾濫，常年的氾濫安全閥門—從尼羅河到蘇伊士湖地峽的“瓦迪圖米拉特”（Wadi
Tumilat）—不再有需要了。（Hoffmeier，1997：207）1869年，蘇伊士運完工，河對峽灣湖泊的影響更大。它使“巴拉湖”的大部分沼澤地區的水流掉了。(Hoffmeier
1997: 211; 2005: 43)
除了這些現代建築項目對地峽的都有影響之外，蘇伊士灣目前的水位低於古代。顯然因為一些自然原因，與尼羅河大壩或蘇伊士運河無關，至使蘇伊士灣水位今天較低，而且其延伸到地峽中，也沒有從前那麼北。(Hoffmeier
1997: 207–208)
從“坎塔拉”向南看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從地中海邊的塞得港，延伸105英里（170公里），到達蘇伊士灣北端的蘇伊士城（Suez
City）。從這裡，船隻可以直接進入太平洋。運河原先的深度為26英尺（8
m），上面寬177英尺（54
m），底部寬72英尺（22
m），如今已經越來越深、越寬，可以容納現代船隻。1869年運河的建成，永久改變了蘇伊士灣以北的古老湖泊地區。令人驚訝的是，古埃及人曾在同一地區開鑿的運河，與原始的蘇伊士運河，具有相似的尺寸。照片中看到的區域，是古代“巴拉湖”從前所在的位置的北端。根據最近的研究，這是最有可能過海的地方。
東部邊境運河
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希望影響蘇伊士地峽地區，但收效甚微。古代埃及文獻和現代地質研究，已經確定了古運河線，貫穿古代的沼澤湖，其發現者稱之為“東部邊境運河”。（Hoffmeier
2005：42）在蘇伊士運河之前很久，原住民和國內外統治者，由於各種原因，都曾在地峽中挖運河。古代文獻提到法老王“塞蘇斯蒂斯里斯”（Sesostris）一世和三世（第十二王朝），尼哥二世（Necho
II ，610-595 BC）和波斯國王大利烏（522-486
BC）以及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282-246 BC）的運河建設。（Hoffmeier
1997：165，169）
因此，地質學家在地峽北部北部的湖泊中，發現連接湖泊的人造運河的證據，不足為奇。它的挖掘可能出於防禦，以及灌溉和航海的目的。它創造了一個強大的東部邊界屏障。運河的已知部分，在上面一致地是230英尺（70
m）寬，在底部估計寬66 ft（20
m），深度在6.5至10
ft（2-3 m）。這條古老的運河比本來的蘇伊士運河更寬，上面橫跨177英尺（54
m），而底部橫跨72英尺（22
m）。
儘管沒有人暗示以色列人過的是運河，但這顯然是埃及東部邊境防禦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旨在使旅行變得困難。因為挖掘這條運河而有的堤防，增加該邊境防禦系統的強大能力。(Hoffmeier
1997: 170–71; Kitchen 2003: 260)
因此，在該地區過海，代表與埃及的真正分離。湖泊和運河邊界以西，是三角洲的耕地；歌珊位於東部，但仍是埃及的很大一部分；湖泊以東是曠野。在這裏，以色列人就不再在埃及境內了。(Hoffmeier
2005: 37, 43)
相距幾碼之遙的綠色，可耕種的尼羅河三角洲，和褐色的貧瘠曠野，形成鮮明的對比。任何到訪埃及的人，都不禁會為之震驚。
曠野和播種地之間的對比。
有耕種的尼羅河谷（從埃及南部邊界到三角洲，距離550英里〔900公里〕）和有耕種的三角洲（在地中海沿岸，從東向西伸展150英里〔240公里〕），其東和西部都是乾旱曠野，引人注目。縱觀整個歷史，埃及人幾乎完全沿著可耕種的河谷和三角洲生活。然而，在曠野中任何地方進行灌溉，土壤都是肥沃的。這張照片拍攝於開羅以南約165英里（265公里）的“貝尼哈桑”（Bene
Hasan）的中王國時期的陵墓。
瓦迪圖米拉特（Wadi
Tumilat）
在史前時期（公元前3200年之前），尼羅河最東端的分支，穿過“瓦迪圖米拉特”。從現代的宰加濟格（Zagazig，古代的Bubastis）以西，延伸31英里（52公里），到伊斯梅利亞（Ismailiya，在“蒂姆薩湖”上），形成了尼羅河三角洲東部邊緣的一部分。儘管該三角洲支流的路線在歷史中消失了，而目前的東部支流明顯已經挪向西，但歷史和考古證據均表明，古運河從尼羅河向東，穿過“瓦迪圖米拉特”。(Hoffmeier
1997: 165; 2005: 41).
隨著尼羅河每年的氾濫，這個古老的水道顯然在整個歷史上，都週期性地氾濫。（Hoffmeier 1997：165；
2005：43）因此，蘇伊士地峽以其淡水湖泊沼澤和其“蘆葦”而聞名，“瓦迪圖米拉特”可能是原因之一。
“瓦迪圖米拉特”無疑是聖經中歌珊地的一部分。正是在蘇伊士地峽的這區域，地形學和考古研究找到了出埃及記行程中提到的最初地點。
今天該山谷的名字甚至暗示了它在出埃及記中的地位。阿拉伯語“
Tumilat”實際上保留了埃及神“阿圖姆”（Atum）的名字（Hoffmeier
2005：62，64，69），在出埃及期間，他在這一地區似乎大受尊敬。比東積貨城（出1:11）是希伯來語名稱，該站點在埃及曾被稱為“pr-itm”（“阿圖姆之家”）。它可能位於古老的“瓦迪圖米拉特”。（Hoffmeier
2005：58–59）此外，毫無疑問，出埃及記行程中的以倘，是以同一位埃及神靈命名的。（Hoffmeier
2005：69）
該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出埃及記非常吻合。以色列人在十災的最後一災之後，從蘭塞出發，到“瓦迪圖米拉特”北部，然後向南行（見﹕出13：17-14：3）。他們來到“瓦迪圖米拉特”的疏割（Succoth），然後向東前往“蒂姆薩湖”附近的以倘。向北轉彎，在比哈希錄，密奪和海的中間，未到達巴力洗分（出埃及記14：2），他們被埃及人追趕上。
這仍然是尼羅河三角洲的綠色耕種區，仍然是埃及擁有的地區。以色列人正面臨著他們與西乃自由之間的一度牢固邊界——淡水湖泊及其相互連接的運河，和一系列地理位置優越的堡壘。在他們和法老看來，他們前無去路（出14：3，11-12）。
在三角洲東部，古蘭塞的坎堤爾（Qantir）地區的農業田地。
尼羅河千年來不斷的流水，從南部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一直流到地中海，形成了尼羅河三角洲。每隔幾個世紀，尼羅河三角洲各分支的水流會變遷，創造出通往海洋的新路徑，以及地中海邊緣的其他可耕種三角洲土地。以色列人居住於三角洲東部的歌珊。
荷魯斯之路（Horus Way）
有三條主要的古路，從尼羅河三角洲向東伸出。第一條是從挪弗附近的南部三角洲到蘇伊士灣北端的一條採礦路；第二條從“瓦迪圖米拉特”東端而出，走向“南地”（Negev，譯按﹕見民13:17）；第三條是沿海國際公路。(Shea
1990: 103–107; Kitchen 2003: 266–268; Hoffmeier 1996:181, 187–188; see
Scolnic 2004: 95, fig.1)
聖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從旅居之初（創
47:11）到出埃及記（出12:37），以色列人居住在蘭塞地。這也是埃及通往迦南的直接道路的起點。有一條沿著古老的地中海海岸線的北部路線，也是埃及東部的軍事公路。沿途有23個堡壘，每隔不遠，由埃及軍隊守衛著。國際公路最西端的路段被埃及人稱為“荷魯斯之路”，也是聖經講的穿過“非利士地的道路”（出埃及記13:17）。雖然國際公路通常被稱為“Via
Maris”（拉丁語，“海洋之路”），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是一個現代名稱，而不是古老的名字。（Beitzel
1991）
蘇伊士運河（der
Suezkanal）, by Albert Ungard
edler von Öthalom, taf. I (Vienna: A. Hartleben’s, 1905)
東部三角洲的古代運河。從遠古開始，人們就有興趣於聯繫地中海和紅海。早期的大多數工作，都是針對從尼羅河到紅海的連接。根據史特拉波（Strabo）和老普林尼（Pliny）的記錄，最早的工作是由“塞蘇斯蒂斯里斯”一世或三世（第12王朝）指揮的。在尼哥二世（公元前610-595年）的統治下，在尼羅河的帕路謝支流與“苦湖”北端之間，修建了一條運河，據報導損失了100,000條生命。多年以來，運河失修了，只好進行了擴建、廢棄、又重新修建。被忽略之後，它由波斯統治者大利烏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2–486年）重建，沿“瓦迪圖米拉特”仍能看到他的運河。它由托勒密二世費拉德普斯（Ptolemy
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82-246年）擴展到紅海，在羅馬統治初期被廢棄，但由圖拉真（Trajan）於公元98-117年再次重建。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由於各種原因，它被不同的統治再次被廢棄，有時被疏導，但程度上都是有限的。阿姆魯伊本阿斯（Amr
Ibn el-As）在伊斯蘭佔領埃及後，從開羅建立了一條新的補給線。但在公元767年，阿巴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發曼蘇爾（El-Mansur）關閉了運河，以切斷對位於三角洲的叛亂份子的補給。
在法老塞提一世（Seti
I）於“卡納克”（Karnak）的“阿蒙”神廟（Temple
of Amun）的浮雕，雕出“荷魯斯之路”，有11個要塞，甚至還有一條水路。由於浮雕中的水道是垂直的，法老王塞提在浮雕中是沿“荷魯斯之路”橫向地走動，因此可以假定，該水道是南北走向的，而國際公路向東走向迦南。該水路被稱為“ta-denit”，意為“分水嶺”。儘管該名稱並不清楚是指運河，還是指沼澤湖，但其名稱及其從北向南的方位，表明它是尼羅河三角洲（埃及本土）與東部曠野之間的邊界。被描繪成沿岸有蘆葦，它似乎至少與一個多沼澤的的湖有關。(Hoffmeier
1996: 166–167)
沿著“荷魯斯之路”毗鄰水路的，是一個被稱為“提喳儒”（Tjaru）的遺址。“提喳儒”是埃及東部邊界的一個大城鎮和重要堡壘。雖然在水路的兩側都有建築物，但這個名字在曠野一則，這是適合保護埃及邊界的一個位置。從塞提的阿蒙神廟浮雕，和“安娜斯塔西莎草紙”
I（Papyrus Anastasi I）
紙莎草紙中的埃及文字，加德納（Gardiner）在荷魯斯路上發現了23個防禦事工，從“提喳儒”的邊境要塞開始，到迦南南部的拉菲椰（Raphia）的要塞為止。(Hoffmeier
1996: 183; 2004: 61; 2005: 41)
近年來，北西乃地區的地質和考古研究已開始鑒定了其中許多地點，甚至將正確的古名與其對應的考古遺址配上了。(Hoffmeier
2004: 64–65; 2005: 41)
“荷魯斯之路”上確定的主要地點是“提喳儒”。這條路從埃及邊界的起點。儘管“提喳儒”並未出現在出埃及記的敘述中，但在至少有一個埃及的資料，確定它為出埃及記的過海地點。阿梅內莫佩（Amenemope）的《聖經地名彙編》的地理列表，記錄了埃及北部邊境的最後兩個遺址﹕“提喳儒”和“p3
twfy”（埃及語，相當於希伯來文的“yam suph”蘆葦海）。這種聯繫表明，蘆葦海至少有一部分在附近。
(Hoffmeier 2004: 65–66)
塞提在“卡納克”的浮雕中也能看到這樣的鑒定，“提喳儒”位於沿著重新劃定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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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描繪了在“提喳儒”的“荷魯斯之路”。
在“卡納克”的“阿蒙神廟”的多柱式大堂的北壁外牆上，有法老塞提一世（公元前1291-1279年）的浮雕，描繪了埃及的東部邊界。浮雕指出﹕埃及和迦薩（Gaza，現代的“加沙”）之間著名的國際沿海公路最西端部分，這是唯一已知古代描述。它在埃及被稱為“荷魯斯之路”，在聖經中被稱為「非利士地的道路」（出埃及記13:17）。法老塞提一世在浮雕上，在他的戰車上橫向移動。在三個場景中，法老王正在“拉斐椰”（迦南“荷魯斯之路”的最後一站）接受高官們的致敬，
他用弓箭擊敗游牧的沙蘇（Shasu），並最終從迦南凱旋而歸，被亞洲人俘虜包圍著。場景中描繪了埃及和迦南之間的“荷魯斯之路”上23個已知的堡壘中的11個。穿過曠野通往迦南的“荷魯斯之路”，主要特徵是堡壘和在旁的水源。在右側可見，大路與一條垂直穿過浮雕的水道相遇。在水路左側的紀念性建築之間，是“提喳儒”的名字。這是埃及東部邊界的一個大城鎮和重要堡壘，也是埃及向亞洲發動軍事行動的切入點。在“提喳儒”，一座橋橫跨水路，橋的右邊還有其他建築物。垂直水道被標記為“分水嶺”。它指出埃及的邊界，以及東部綠色有耕種的尼羅河三角洲，與褐色貧瘠的曠野到西部的劃分。在水路另一邊等待的一群忠實的埃及臣民，表明這是埃及。這表示我們應該這樣理解浮雕﹕埃及邊界與水道垂直延伸，埃及在右邊，西乃曠野在左邊。將其視為地圖，將其底部是北方，左邊是東方。水路具有兩個主要特徵：蘆葦沿岸和充滿鱷魚的河水。在水道（北）的底部，描繪了另一個只有魚的較大水域（早期研究人員可以看到，但今天卻看不見）。儘管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確定地鑒別這水域，但是它確實說明了沼澤湖區的蘆葦，這些蘆葦便是出埃及記所使用的名字。 |
明白埃及新王國時期的“荷魯斯之路”，讓我們切實地了解，為什麼聖經說以色列人沒有沿“非利士地的道路”（荷魯斯之路）直接到達海岸的加沙。若選擇走埃及的軍道，並一路面對埃及駐軍要塞時，再加上埃及軍隊從後面追擊，難免會“後悔，就回埃及去。”（出埃及記13:17）。但這不是上帝的計劃。反之，在離開比哈希錄，過“海”（埃及邊界）之後，上帝告訴以色列人“走紅海曠野的路”（出13:18），走向“蘆葦海
II”（蘇伊士灣），而不是入迦南。(Hoffmeier 1996:
181, 187–188)以色列人在邊界以東進入“書珥的曠野”（出15：22；
撒上15：7；
27：8）。
“書珥”（Shur）在希伯來語中意為“牆”，可能是指東部邊境運河及其附屬的路堤，以及沿邊界的堡壘線。(Scolnic
2004: 102; Hoffmeier 1996: 188)因此，這片曠野就在埃及邊界的運河，堤防和堡壘的“牆”的另一側。因為這是以色列人過海後進入的曠野（出15:22），所以顯然“書珥的曠野”就在地峽以東的西乃北部。
最近的發掘工作清楚地鑒定了“提喳儒”，這是埃及東部邊界重要城市和軍事設施的象形文字名稱。從這個堡壘開始，18、19王朝的法老開始了向亞洲的軍事攻勢。考古發掘已發現，第18王朝（公元前15-13世紀）的古代“提喳儒”遺跡，在今天的希布亞一世（Hebua
I）的堡壘上，位於“巴拉湖”東北方幾英里處。(Hoffmeier
1996: 186–187; 2004: 63; 2005: 91–104; Kitchen 2003: 260; Scolnic 2004:
112) 這這樣的識別，幫助學者們開始指出出埃及記旅程，過海之前的所有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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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過海位置的新證據：第二部分
張逸萍譯自﹕“New Evidence
from Egypt on the Location of the Exodus Sea Crossing: Part II”
by Gary
Byers MA
本文最初發表在《Spring
2006 issue of Bible and Spade.》上。
如果蘆葦海可以鑒定於蘇伊士地峽沼澤湖區的某個地方（Byers，2006年），這地區將能隔開有耕種的三角洲與荒蕪的曠野，那麼，出埃及記記載中的地名，應該集中到該區域。過海之前的所有事件，都發生於從尼羅河三角洲的最東端分支（歌珊）到沼澤湖。過海後的所有事件，都發生在東邊的曠野中。
儘管三角洲地區的考古研究受到該地區高水位的嚴重阻礙，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它受到了極大的關注。這些結果有助於弄清出埃及記行程中的許多地名。
蘭塞（Rameses）
蘭塞（出12:37;民33：3）是出埃及記的起點。毫無疑問，聖經中的蘭塞，就是埃及文獻中的培爾—拉美西斯（Pi-Rameses）。(Kitchen
2003: 255; Wood 2004; Hoffmeier 2005: 53, 55)
這座城市的整個象形文字名稱是“拉美西斯（Ramesses）之家，蒙愛的阿蒙（Amun），偉大的勝利”，最初建於尼羅河五個古老分支的帕路謝（Pelusiac）分支的東岸。作為邊界前三角洲東部的最後一條水路，以色列人沒有其他重要的水域可以穿越大海。由於幾個世紀以來三角洲支流的移動，帕路謝支流如今已乾枯，但從該地點的地質探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從前存在。
在這個位置，多個世紀以來，古城被建造和重建。如今，連綿不斷的古埃及城市“羅瓦蒂”（Rowaty），“阿瓦里斯”（Avaris），“秘魯呢非”（Peru-nefer）和“拉美西斯”（Rameses，蘭塞），分佈在“勒達巴丘”（Tell
el-Dab'a），“坎堤爾”（Qantir）和“伊巴赫爾米”（Ezbet
Helmi）的現代村莊下方八平方英里的地方。
按照聖經自己年代學，當雅各移居該地時，該地點可能被稱為“羅瓦蒂”（創 47:11），後來當重建時，叫做秘魯呢非（Peru-nefer，出1:11），他們也是從哪兒離開埃及（出12:37）。〔譯按﹕中文和合本，都翻譯為“蘭塞”。〕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約200年，再次對其進行重建之後，才將其命名為拉美西斯（Rameses）。這個名字就傳了下來。
(Wood 2004; Byers 2005: 4-7; Kitchen 2003: 255)
作者再檢查摩西時期拉美西斯王宮的“伊巴赫爾米”的挖掘計劃。
它是在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現代村莊及其農田下面發現的。比埃塔克（Manfred Bietak）在“勒達巴丘”和“伊巴赫爾米”的
現代村莊進行的發掘工作；還有埃傑爾·普施（Edger
Pusch）在“坎堤爾”進行的發掘工作，發現了一系列古代城市。這裡最早的城市是閃族（亞洲人）居住的城市，稱為“羅瓦蒂”。接著之後的城市，稱為“阿瓦里斯”。在“希克索斯”（Hyksos）統治時期，閃族人定居於此。下一個城市，在出埃及時，可能叫秘魯呢非。該地區的最後一座城市是由拉美西斯大帝（Rameses
the Great ，1279-1212 BC）建造的，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它的全名是“拉美西斯之家，蒙愛的阿蒙，偉大的勝利”。公元前1069年之前的某個時候，尼羅河的路線，移離城市，該遺址被廢棄了。
疏割（Succoth）
疏割（出12:37;
民 33：5-6）是第一站（出埃及記行程中提到的第二處）。希伯來語名稱（意思是“臨時避難所”，“帳篷”或“小房間”）可能對應於埃及名稱“傑庫”（tkw，Tjeku）。該站點在埃及文獻中，廣為人知，並在“古馬斯古丘”（Tell
el-Maskhuta）所在的鄉村的現代阿拉伯名稱中 ，保留了該名字。
從語言上來說，這個象形文字名稱可能是從希伯來語借來的。(Hoffmeier
2005: 65)這兩個名字可能都指同一個地方。從很早開始，講閃語的人，曠野民族和商人就沿著“瓦迪圖米拉特”（Wadi
Tumilat）紮營。它可能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城市，而是一個營地式的居住地方。可能是由植物秸稈和樹枝捆紮而成的結構，如今仍可以在三角洲地區看到。這樣有道理，因為以色列人在離開該國時，就不想與一個被佔領的埃及城鎮打交道。(Shea
1990: 105-106; Kitchen 2003: 257-58; Hoffmeier 1997: 179)
“傑庫”經常是用象形文字“投擲棍子”（意思是“外國”）和異國土地標誌來書寫的。這表明雖然仍在三角洲和埃及境內，但仍在邊境附近，也許是外國人居住的地區。(Hoffmeier
1997: 179; 2005: 65)
雖然“傑庫”可能指一個區域，即“瓦迪圖米拉特”地區——該區域中可能有一個特定的地點，稱為“疏割
/傑庫”（Succoth
/ Tjeku）。
(Hoffmeier 2005: 65-68)
這樣的遺址與現代的“古馬斯古丘”的考古遺址相吻合，該遺址位於“拉美西斯”東南15英里（24公里）的“瓦迪圖米拉特”。(Hoffmeier
2005: 65) 在出埃及記（18王朝；公元前15世紀中葉）時期，該地點的發掘，沒有確定這個城市，所以很適合。
因此，以色列人在十災的最後一災之後，從蘭塞離開，沒有從防禦最強的路線——“荷魯斯之路”，向東前往迦南。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瓦迪圖米拉特”沿東南方向通往疏割，該路通向西乃。(Hoffmeier
1997: 187-88; 2005: 65-68)
“古馬斯古丘”，古代的疏割。
出埃及記行程的第一站是疏割。這個希伯來語名稱，可能對應於名為
“傑庫”的古埃及址。這兩個古老的名字，仍然反映在現代阿拉伯村莊“古馬斯古丘”的名字中。
“古馬斯古大廢丘”位於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瓦迪圖米拉特”的東端，正是聖經所講的疏割的所在。在出埃及時，疏割（希伯來語中的“小房間”）可能不是一個真正的埃及城市，而是閃族（亞洲人）從“黎凡特”（Levant）特進入三角洲的臨時營地。
以倘（Etham）
“以倘”（出13:20;
民 33：6）是繼疏割之後的下一站。雖然這個字的希伯來語的起源不清楚，(Hoffmeier
2005: 69-70)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希伯來語的名字起源於埃及神“阿圖姆”（Atum）的名字。(Kitchen
2003: 259) 出埃及記的行程將以倘放在“瓦迪圖米拉特”的東端，現代阿拉伯語名稱“圖米拉特”（Tumilat）也保留了同一位神靈的名字。(Hoffmeier
2005: 62, 64, 69).
無論是堡壘，還是其他類型的定居點，其“在曠野邊緣”的特殊情況，表明該位置離湖邊甚近，而且可以在另一側有曠野。霍夫邁爾認為，這是在“瓦迪圖米拉特“地區之外（東部）的一個地點（2005：70），而基辰則建議，它在“蒂姆薩”湖（Lake
Timsah）北端的現代“伊斯梅利亞”（Ismailiya）附近。(2003:
259) 無論哪種方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地點，似乎都在埃及的東部邊界上，或其附近。
下一站對決定過“蘆葦海”的實際位置，非常關鍵性。離開蘭塞之後的第三站，可從以色列人路程方向重大轉變而鑒定。希伯來語一詞清楚地表示它們“轉”，但未指明朝哪個方向“轉”（出14：2；民33：7）。他們的下一站是一個安營之地，該安營處可以四個有名字的地點所標識：比哈希錄，密奪，海和巴力洗分（出14：2；民33：7）。四個希伯來語地名，在新王國時期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都有一個對應名稱，並且都位於同一地區。實際上，出埃及記14章2節的四個地名中的三個，在同一份新王國時期的文獻中被提及。
霍夫邁爾（2005：73）指出，向北轉，從“蒂姆薩湖”地區31公里（50公里），到“巴拉湖”的北端走去，將使以色列人進入現代“坎塔拉”（Qantara）地區。這就是最近在西乃北部考古學研究所表明，出埃及記14章2節的地名所在的地方。
聖經的陳述非常精確，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參考點。史高歷（Scolnic）指出，沒有什麼種類的參考，更可以鑒定西乃山。（2004：98）這也可能表明這些地點應位於的小小的區域內，每一個地區，都在以色列人營地的視線範圍內。(Scolnic
2004: 98-99).
中埃及的一個“小房間”。
雖然疏割的“小房間”（出12:37，民33：5-6）通常被認為是動物皮的帳篷，古代尼羅河三角洲的此類臨時住所，很有可能是由植物的莖，樹枝和樹葉製成的。這些住所仍然點綴著埃及農村農田周圍的景觀。
比哈希錄（Pi Hahiroth）
比哈希錄（希伯來語，“運河之口”）實際上可能是源自埃及流行的閃族語。(Hoffmeier
2005: 105-107) 霍夫邁爾（Hoffmeier）注意到“安娜斯塔西莎草紙”III
2.9（Papyrus Anastasi III 2.9）的地名，暗示希伯來語來自象形文字“p3
hrw”，意為“運河”
。(2005: 106-107)
這個埃及名字曾被用於三角洲東北邊緣的一條運河，而且出埃及記的行程指的是同一地點，這是很合理的。此外，在埃及這個地區，發現了很多古代運河痕蹟。(Byers
2006: 18) 它們在這裡可促進貿易，並為埃及東部邊界提供安全。
密奪（Migdol）
密奪在希伯來語中實際上是“塔”，經常被用於設防結構。但是，密奪是埃及語（mktr）的已知的借來的詞，意為“堡壘”，“防禦工事”或“要塞”
。(Hoffmeier 1997:189; Scolnic 2004: 101)
在出埃及記行程中，過海之前，立即提到它，表示就在附近。
早在加德納（Gardiner）的時候，學者們已將出埃及記行程中的密奪，和耶利米（44：1;
46:14）和以西結（29:10; 30：6）提到的埃及邊防城的密奪，（中文以西結書譯作﹕色弗尼塔）以及希臘羅馬時代的“馬格多洛”（Magdolo）相提並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這些密奪，在不同時期，位於不同的地點。(Hoffmeier
2005: 95-96)
另一方面，我們有理由認為，出埃及記行程中第三站的密奪，被鑒別為“法老塞提一世（Men-maat-re，Seti
I）的密奪”，沿古老的“荷魯斯之路”，被提到的第三座堡壘。(Kitchen
2003: 261; Hoffmeier 2004: 65; 2005: 103-105; Scolnic 2004: 104) 作為閃語的借詞，“密奪”成為一個重要名詞。在不同時期的埃及文獻中未廣泛發現(Hoffmeier
2004: 61; 2005: 102-103; Scolnic 2004: 102-108)，我們僅有的幾篇參考文獻指出，它在通往迦南的埃及東北邊境地區之路。
在東北三角洲地區，我們目前對該地區的了解顯示，最有可能是“荷魯斯之路”的密奪，在一個稱為T-78的地點。(Hoffmeier
2005: 102)
雖然此鑒別尚未確定，但“荷魯斯之路”的路線已經是確定的，密奪的確切範圍已縮小到地中海海岸線上一個古老潟湖的南端僅幾公里之內。(Hoffmeier
2004: 65-66; 2005: 102-104; Scolnic 2004: 119-120)
在出埃及記中提到一個密奪，都在同一地區和同一時間段內，表明這兩個地點之間有關。這樣就可以將出埃及記的密奪的位置，精確地固定在“巴拉湖”的東北部的一處。
法老塞提一世的“密奪”，很可能就是出埃及記14章2節的密奪。
它是埃及“荷魯斯之路”上的第三座堡壘，在卡納克（Karnak）對迦南的戰役的浮雕中，繪畫於塞提一世戰車（E）的後腿和尾巴之間（見﹕《 Bible
and Spade》, 2006
冬季,
頁
21）。堡壘有鋸齒狀的牆壁和相鄰的水池。找到這個堡壘對於確定出埃及記過海地點至關重要。因為“在法老塞提一世的浮雕中的第一座要塞，就是提喳儒”（Tjaru）邊防堡壘（B-C），在碑文中，以“
Hebua I”指出的；第二個要塞，
“獅子的住所”（D），很有可能是“博格丘”（Tel
el-Borg）；第三個堡壘，密奪，可能是T-78站點，是一個新王國時期的地點，在巴拉湖東北方5英里（8公里）。如果這個位置正確，它將把出埃及記過海點放置於“巴拉湖”的北端。
巴力洗分（Baal Zephon）
巴力洗分（希伯來語，“北方的巴力”）是烏加里特（Ugarit）萬神殿的一個神靈，在舊約聖經中，是迦南諸神之一而聞名。泛神論的埃及允許崇拜這個閃族神，但從未包括在埃及本土神的萬神殿中。在三角洲東北，已知有巴力的崇拜，那埃及最靠近迦南之處，那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是閃族的戰士、水手、商人和旅行者。(Hoffmeier
1997: 190)
儘管“北部”可以指三角洲地區之東北，它可能與巴力崇拜起源的地區——“黎凡特”山區有關。
“巴力洗分”可能會讓人聯想起山上的崇拜場面，但這種想法，未必有需要。
早在公元前六世紀至第五世紀的腓尼基紙莎草紙，就把巴力洗分當作“答比匿”人的主要神靈，霍夫邁爾指出耶利米（2:16;
43：7-9; 44：1;
46:14）和以西結（30:18）沒有稱這個城市為“巴力洗分”，而是“答比匿”（2005：107）。今天位於“巴拉湖”地區的考古遺址“德芬尼丘”（Tell
Defeneh）（可能是“答比匿”，但字體腐化了）的是一個阿拉伯名字，幾乎沒有發掘過。然而，迄今為止，該遺址的考古證據尚不支持我們鑒定它為巴力洗分。
反之，霍夫邁爾再次指出“安娜斯塔西莎草紙”III
2.8，其中一小段文字，說的是“巴力的水域”
。(2005: 102-103)
像比哈希錄 /
“p3
hrw”一樣，它和水有關，並且位於東北三角洲地區。雖然出埃及記14章2節和“安娜斯塔西莎草紙”III，都沒有明確描述巴力洗分的具體位置和確切性質，但他們都將“巴力”放置於同一時間的同一地區。
東北三角洲的地圖。
根據埃及的最新研究，現在可以在地圖上指出出埃及記故事中，過海之前的地名。從蘭塞離開，以色列人沒有取北部的國際公路（“荷魯斯之路”=“非利士地的道路”，出13:17）往迦南。反之，他們向南前往“瓦迪圖米拉特”，然後向東經過疏割，到達以倘。在神的指示下，他們從這裡“轉”向北方，然後沿著古老的“巴拉湖”的西側上去。比哈希錄，密奪，和巴力洗分都在湖北端某個地方，離古老的地中海海岸線不遠。以出埃及記的故事為準，並利用埃及最近的考古研究以及同期埃及文獻中的地名，證據表明，蘆葦海過境點位於“巴拉湖”北端的現代“坎塔拉”地區“阿布塞菲丘”（Abu
Sefeh）地區。
總結
出埃及記的行程表明，以色列人離開了蘭塞，但沒有沿著從蘭塞開始的“荷魯斯之路”，這是通往迦南的直接路線。相反，他們沿著三角洲向東南行走，到達“瓦迪圖米拉特”的疏割。沿著向東通往曠野的路線，他們再次在以倘停下來，面對埃及的邊界，而曠野在另一側。在這一點上，聖經說以色列人“轉”，對文字的最簡單理解表明方向是“轉回”
。(Hoffmeier (2005: 71-72)
沒有指明具體的方向，但是可見於下一站的地名。雖然向南轉會把以色列人置於蘇伊士灣，但該地區最近的發掘和調查研究表明，他們向北轉。(Shea
1990: 108; Scolnic 2004: 97-99; Hoffmeier 2005: 72-73)
這是在神的指示下做出的選擇，顯然使法老感到高興（出14：3）。
在出埃及記14章2節以北的關鍵“轉回”之後，以色列人的下一站，可由四個地名標識：比哈希錄，密奪，海和巴力洗分。四個希伯來語名稱，在三角洲東北角的位置，都有相對的像形文字。在同一文本（“安娜斯塔西莎草紙”III）中，發現了三個（比哈希錄，海和巴力洗分），每個都與水域有關。正如霍夫邁爾所指出，這三個名字合起來，都與東北三角洲地區的水域有關，實在顯著。(2005:
106-108)
在新王國時期的幾本文獻中都提到密奪。這些文獻來自差不多的時期（新王國時期），這一事實，只增加這種聯繫。所有名稱都指向出埃及記敘事中事件的地點﹕“巴拉湖”和古代地中海海岸線之間的地區。
在這裏，法老的軍隊追上以色列人。由於大海在前，以色列人覺得前無去路，於是他們向摩西發怨言（出14：11-12）。在那裡，在三角洲東北角埃及邊境一帶，面對“蘆葦海”，上帝行了一個神蹟，帶領他們超自然地越過埃及邊境進入書珥的曠野。以出埃及記為歷史，並利用挖掘和象形文字研究中的所有最新研究成果，這神蹟似乎發生在蘇伊士地峽的東北角。所越過的蘆葦海很可能是古“巴拉湖”，因為蘇伊士運河的建設，已經將水排乾了，所以不再是一個大水域了。(Byers
2006: 15)
結論
由於最近的文字和考古研究，在出埃及記行程中命名的許多地點，已與其相應的埃及名稱聯起來。借助地質和地形勘測，我們現在可以將其定位在三角洲東部地區。學者們首次能夠在地圖上找到這些地點，並找出尼羅河東部三角洲的出埃及路線。
誠然，我們目前的考古、地質和文字知識，還不足以理解每個名字，或精確地確定其在地面上的位置。但是該地區的研究正在迅速擴展。真的，每年我們都會獲得有關該地區的豐富埃及歷史，及其與聖經的聯繫的新見解。這項研究，經常證實我們對舊約的一般理解，尤其是與出埃及記的敘述，實有關聯。
如果將出埃及記的行程作為歷史文件認真對待，然後，這些地名在“瓦迪圖米拉特”和北部蘇伊士地峽的位置使其成為過“蘆葦海”（yam
suph）的最可能地點。在出埃及的一個緊要關頭，顯然很靠近埃及的東部邊界，以色列人向北轉。因此，“蘆葦海”將是位於埃及東部邊界的大型湖泊之一。根據目前能得到的證據，對於現代作者而言，相當於現代“巴拉湖”的古代似乎是最合理的。
以“紅海”為在出埃及時所越過的海的名字，是不幸的選擇。它不是翻譯，而是一種歷史解釋，它使認真學習聖經的學生無法在正確的位置上，找到出埃及記的確鑿證據。但是今天，來自埃及的最新研究，為舊約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提供了歷史基礎。
編者註：有關“提喳儒”堡壘的更多信息於2008年發布。Archaeologists
find ancient army HQ in Si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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