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的证据∶一位埃及古物学家审视圣经历史
张逸萍译自：“Exodus
Evidence: An Egyptologist Looks at Biblical History
”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42:3, May/June 2016
（https://www.baslibrary.org/biblical-archaeology-review/42/3/2）
圣经中关于埃及奴役以色列人，及其随后出埃及的历史性成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具有许多不确定性。[a]
但是该记载的许多方面可能是可靠——即其历史性——追溯到主前
13 世纪末至 12
世纪，就是原始以色列人出现在埃及和迦南的时间。他们后来成为以色列。简而言之，尽管圣经文本无疑是后来撰写的，但它从它所描述的奴役，和出埃及时的准确记忆中，吸取了一些细节。【译按：这句话可能是受了“底本说”的影响。至于“底本说“的问题，请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驳斥“底本说”）”。与其说这些是后人撰写的准确历史记忆，不如说是当代人记录下来的历史，所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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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l Levine 以色列的首次出现。
日期为主前
1219 年。麦伦普塔（Merneptah）石碑是一个叫做以色列的民族的最早的经记录。法老麦伦普塔为纪念他的军事胜利而设立的石碑宣称，
“亚实基伦被带走，基色被俘。耶诺姆不存在了； 以色列被废弃了，它的种没了。” “亚实基伦，基色，耶诺姆”之后，有表示城镇的埃及象形文字。以色列后面是一个象形文字，意思是一个民族。 |
例如，圣经提到了几个重要的地名，它们组合起来只出现在拉美西斯时期（Ramesside period，主前 12 世纪）。根据圣经记载，法老著名地强迫以色列人建造比东，和兰塞的积货城（出 1:11）。以色列人奇迹般地渡过了 “Yam Suph”，可以翻译成红海或芦苇海。
[c] 这些地名对应于埃及地名培尔—拉美西斯Pi-Ramesse、比亚顿Pi-Atum 和帕朱夫(Pa-)Tjuf。 [1]确实，这些地名中的两个——比亚顿[比东]
和 (帕朱夫[红海或芦苇海]——也出现在后来的埃及文献中。然而，培尔—拉美西斯却没有，它只在主前三世纪重新出现。此外，虽然这三个中的两个，确实出现在后来的埃及文本中，但所有三个仅在拉美西斯时期一起出现。
这表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中的地名兰塞（英语圣经：Rameses），对应于埃及地名培尔—拉美西斯，一定是从第三中间时期（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之前的传统中采用的，因为到主前
1085 年从第 21
王朝开始的第三中间时期时，培尔—拉美西斯已经不再是居住的地方，并被用作建造塔尼斯（Tanis）的采石场。培尔—拉美西斯这个名字已经不再使用，直到主前四世纪才重新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主前 12 世纪埃及的原始以色列人（或密切相关的人群）工人（很可能是埃及神庙中的奴隶）的房屋遗迹。 （拉美西斯四世时代）。这些工人是底比斯（Thebes）西部一个团队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拆除早期国王阿雅（Aya）和霍伦赫布（Horemheb）的神庙。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在 1930 年代挖掘了该遗址，他们发现了工人们在该遗址居住的一所房屋（以及第二栋房屋的一部分）的遗迹。它不是用砖头或石头做的——毕竟，这些都是工人——而是用枝条和涂料造的。然而，这些住宅的平面图无疑是四室房屋的平面图，被认为是此时出现在迦南的原始以色列人的特征。事实上，四间屋子被广泛认为是以色列人存在的种族标志。
[d] （由于以色列的民族起源尚未最终确定，所以其他一些密切相关的人口，也可能是这些房屋的建造者。）Courtesy of Manfred Bietak 熟悉的居舍。这座位于底比斯（Thebes）西部的工人住宅的平面图，类似于铁器时代以色列住宅的四室住宅。四房屋的特点是三个平行的长房间，由墙壁或一排排的柱子隔开，房子一端的第四个房间与其他房间垂直。有时这些房间被细分，可能会增加附属房间，但总体规划保持不变。这些房屋大多有二层，一些学者认为中心房间没有屋顶，用作庭院。 与通常用石头建造的以色列模型不同，底比斯的房子——很可能建于公元前
12 世纪或 11
世纪——而是用枝条和涂料造的。底比斯西部的这座房屋与以色列的四房房屋之间的相似之处，使一些人猜测底比斯房屋的建造者要么是原始以色列人，要么是与以色列人密切相关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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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Finkelstein/Tel Aviv University Izbet Sartah
的一栋四居室房屋，具有铁器时代以色列民居的特色。四房的特点是三个平行的长房，由墙壁或一排排的柱子隔开，第四个房间在房子的一端，与其他房间垂直。有时这些房间被细分，可能会增加附属房间，但总体规划保持不变。这些房屋大多有二层，一些学者认为中心房间没有屋顶，用作庭院。 |
在著名的安娜斯塔西莎草纸（Papyrus
Anastasi）第六号中，一群来自以东的贝都因人（Shosu
Bedouin）获得埃及当局的许可，通过边境据点，带著他们的羊群前往比东湖，在那里他们找到维持动物生存所需的水。这张纸莎草可追溯到主前
13 世纪末，更准确地说是塞索斯 (Sethos
，Seti) II
统治的第五年（约主前 1209
年）。这些部落成员不是以东人，而是来自以东的 Shosu贝都因人。
在圣经中，据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从以东的西珥出来的。在申命记 33:1-2
中，摩西在死前祝福人民∶
耶和华从西乃而来；
从西珥向他们显现。
在士师记 5:4-5
中再次提到∶
耶和华阿，你从西珥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
地震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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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Art
Resource, NY
安娜斯塔西莎草纸（Papyrus
Anastasi） VI
记录了一群来自以东的 Shosu
贝都因人如何获准通过埃及的一个据点，并在埃及的比东湖边给他们的羊群喝水。它可以追溯到塞索斯二世第五年（约主前 1209
年）。出现中的以色列人很可能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
圣经学者最初认为这一事件只是为了说明原始以色列人如何进入埃及。然而，由于半个世纪前盛行的圣经年表，这一事件被认为对于原始以色列人迁移到埃及来说为时已晚。现在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些人的出现，只能追溯到主前
13 世纪末铁器时代的——根据麦伦普塔（Merneptah）石碑（也称为“以色列”石碑，约主前
1219
年）支持的日期，安娜斯塔西莎草纸第六号中的事件，突然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安娜斯塔西莎草纸描述的牧民，确实可能是原始以色列人或米甸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所描述的事件，都只能被视为征兆——也就是说，一个意外地记录并保存在埃及文本中的事件，无疑会反复发生。主前
13
世纪晚期，这是在埃及发生的事件，无疑发生了无数次，这很可能是讲到早期以色列人出现的情况。
此外，在安娜斯塔西莎草纸中，牧民寻求穿越的边境堡垒，位于杰库（Tjeku） 地区，即今天的瓦迪图米拉特（Wadi Tumilat）。杰库被许多学者（但不是伟大的 A.H. Gardiner 在 1922 年的出版物 中
[2] ）认为是埃及对圣经疏割的翻译。住棚节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站∶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疏割去，在那里他们烤无酵饼（matzah）（出埃及记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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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d Bolen/bibleplaces.com 圣经中的疏割？多伦多大学的一支探险队在瓦迪图米拉特挖掘了
Tell el-Maskhuta，发现了埃及中央王国、赛特（Saite）、波斯、多利买（Ptolemaic）和罗马时期的考古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最近的发掘工作还发现了埃及新王国时期拉美西斯时期的遗迹。 古埃及人称瓦迪图米拉（Wadi
Tumilat）特地区被为杰库（Tjeku）。许多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是圣经名字疏割的埃及翻译——出埃及记
12:37 说，它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站之一，以色列人在那里烤无酵饼。 |
杰库并不是瓦迪图米拉特地区唯一具有西闪米特人根源的地名。安娜斯塔西莎草纸第六号中，有一个更扎实的闪族语名称是
b-r-k-w.t（阿拉伯语 birkat，希伯来语
brekhot），指的是比东的水池或湖泊，最有可能与阿布哈迈德（Abu
Hamad） 和利塔比废丘（Tell el-Retabe）
之间的古湖相识别。
在另一张纸莎草纸，即所谓的《阿门尼莫普的欧挪马斯提肯》（Onomasticon
Amenope）里，单词 33，我们的“
b-r-k.t”（湖）后面是 “kh-n.tyu”，意思是“边境”或“边境”，与瓦迪图米拉特有意义的联系。
[3]
另一个例子是在安娜斯塔西莎草纸V.19.7
中，其中闪族语单词 “s-g-r”
用于表示圈地。
[4]
还有一个例子。著名的埃及古物学家
Sarah I. Groll 指出，在安娜斯塔西莎草纸IV
中，Ib:1-2
提到了一个有波浪的湖泊。
[5]
因此，它一定是一个相当大的湖泊。它被称为 “g-s-m”，根据
Groll 的说法，它应该被确定为圣经中的歌珊。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证据，证明这个埃及边境地区，在这个时候被，有讲闪族语的人口定居的。
著名的麦伦普塔石碑（约主前 1219
年）指的是“以色列”以及三个城镇——亚实基伦、基色和耶诺姆（Yeno’am）。埃及的分类指题把这三个地方视为“城镇”。然而，将“以色列”归类为“人”。因此，以色列尚未定居于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土地上。
因此，我们有证据表明，在拉美西斯时期晚期（主前
13 世纪晚期至主前 12
世纪）埃及和其他地方有人群，在文化和种族上与我们所知的铁器时代（主前 1200
年至主前 586
年）的以色列很接近。
我相信圣经记载包含对实际情况的一些记录，还有另一个原因∶出埃及记的故事情节，是一群逃离屈辱的奴隶制的人，暗示了历史上可信的元素。通常情况下，只有荣耀和胜利的故事，才会传流在一代又一代的叙述中。所以，奴隶的历史很可能是真实的。
[a] This article is a free abstract from Manfred Bietak’s article, “On the Historicity of the Exodus: What Egyptology Today Can Contribute to Assessing the Biblical Account of the Sojourn in Egypt,” in Thomas E. Levy, Thomas Schneider and William H.C. Propp, eds., Israel’s Exodus in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ext, Archaeology, Culture and Geoscience (Cham: Springer, 2015). In Bietak’s article, the scholarly debate about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the onomastic data of Wadi Tumilat is more elaborately treated.
[c]
Bernard F. Batto, “Red
Sea or Reed Sea?” BAR 10:04.
[d]
Shlomo Bunimovitz and Avraham Faust, “Ideology
in Stone,” BAR 28:04.
[1] For a scholarly demonstration of this, see Manfred Bietak, “On the Historicity of the Exodus: What Egyptology Today Can Contribute to Assessing the Biblical Account of the Sojourn in Egypt,” in Thomas E. Levy, Thomas Schneider and William H.C. Propp, eds., Israel’s Exodus in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ext, Archaeology, Culture and Geoscience (Cham: Springer, 2015), pp. 17–38.
[2] Alan H. Gardiner, “The Geography of the Exodus,” Recueil d’ études égyptologiqu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4 (Paris: Champion, 1922), pp. 203–215.
[3] Alan H. Gardiner, 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47), p. 8, no. 34.
[4] James E. Hoch, Semitic Words in Egyptian Texts of the New Kingdom and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4), pp. 270–271, no. 385.
[5]
Sarah I. Groll, “The Egyptian Background of the Exodus and the
Crossing of the Reed Sea: A New Reading of Papyrus Anastasi
VIII,” in I. Shirun-Grumach, ed., Jerusalem Studies in
Egyptology, ÄAT 40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98), 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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