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蘇美爾文化變遷與口音變亂
張逸萍譯自﹕“Cultural Change and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Ancient Sumer”by Charles Aling PhD(https://biblearchaeology.org/research/chronological-categories/patriarchal-era/2567-cultural-change-and-the-confusion-of-language-in-ancient-sumer?highlight=WyJiYWJ5bG9uIiwiYmFieWxvbidzIiwiJ2JhYnlsb24iXQ== )
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即美索不達米亞),字面意思是“兩河之間的土地”,是我們從一般古代歷史和舊約中熟悉的許多人(例如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故鄉。在這些民族之前,有一個稱為蘇美爾(Sumer)的人群,即古代米所波大米文化的創造者,居住在山谷的南部。該地區的文明是如何開始的?以及何時開始的?
本文發表在2004年冬季的《Bible
and Spade》。 |
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Tigris-Euphrates)河谷是近東文明開始發展的主要地區之一。該河谷包括現代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區。這個地區,兩條河流之間的肥沃山谷,自古希臘人時代以來就被稱為米所波大米,即“河流之間的土地”。當然,這地區是許多我們從一般的古代歷史和舊約中熟悉之人的家鄉,例如亞述人和巴比倫人。在這些民族之前,有一個稱為蘇美爾人的群體,是經典的米所波大米文化的創造者,居住在山谷的南部。該地區的文明是如何開始的?以及何時開始的?為了至少回答這個問題的一部分,我們將需要檢查書面的和考古學的原始資料。最早的考古資料來自山谷中尚未懂書寫藝術的文化。
考古證據
這導致第二個基本性的觀察。當考古學家發現一種特定的文化時,現代學者常常給它起一個名字。沒有寫下來的資料,我們不知道這文化的人怎樣稱自己。所起的名字,通常是發現該文化的地點的現代阿拉伯語地名。請不要以為“類型遺址”(以文化命名的地點)必然是該文化中最重要的城市,或文化起源的地方。它只是不過是現代人發現該特定文化的典範的第一個地方。
最後,談談定期。確定日期的最佳方法是擁有書面文件,即使如此,建立時間順序也可能是一件複雜而困難的事情。在現代歷史的許多時期,我們都有豐富的書面材料,以至於基本日期不是問題。例如,我們毫無疑問地知道,希特勒於1933年成為德國總理,林肯於1865年被殺,奧古斯都皇帝於主後14年去世。但是,當我們處理古代近東歷史時,要準確地定期可能很困難。在我們所說的史前時期,就是在我們知道已經有文字書寫之前的時間,尤其如此。[i]
對於這些時期,我們必須使用其他方法來計算日期。我們經常使用許多科學測試來確定史前文化的日期。我們不在這裡詳細討論這些測試的可靠性。但可以說,無論如何都不是完美的。因有很多變數和前提,所以結果不是萬無一失的。應該理解的是,我們將要討論的文化的定期,僅僅是學術估計,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從金字形神塔(ziggurat)頂部看到的吾珥的廢墟。約從主前5600年至2000年,吾珥是蘇美爾人的主要中心,面積至少為124英畝。城市內有一座金字形神塔,寺廟,宮殿,學校,富裕的私人住宅和著名的“皇家死坑”(Royal
Death Pits),約在主前2600年至2100年,其中埋葬了約有190萬名富裕的貴族。SPC
John F. Shaw. |
哈蘇納文化(Hassuna
Culture)
米所波大米最早的主要文化
[ii]
,被稱為哈蘇納文化,以最早發現該文化的地方命名,即米所波大米北部的哈蘇納村。哈蘇納文化的起源,慣例上,可追溯到主前5500-5000年,在河谷北部的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主要局限於北部。儘管他們不懂得陶輪,但哈蘇納人是農業人士,也是陶器製造商。他們的工具是骨頭和石頭。
在哈蘇納遺址,沒有發現任何金屬製品的痕跡。有發現蘆葦和泥屋,但僅在哈蘇納丘的“類型遺址”。哈蘇納文化中最常見的工具是有燧石齒的木鐮刀,用於收穫穀物。
儘管在哈蘇納文化中尚無明顯證據,可證明勞動力的專業化,但有一些長期貿易,因為在哈蘇納遺址發現了貝殼和黑曜石。這種文化的一個有趣的特徵,是在大型陶甕中埋葬嬰兒的習俗。
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
大約在主前5000年,哈蘇納文化被另一種北方文化哈拉夫(Halaf)所取代。哈拉夫文化持續到主前4100年左右。再一次,這種文化在米所波大米南部沒有可觀的傳播。哈拉夫陶器非常漂亮。一些學者認為這是近東早期最好的。它是黑色,棕色或橙色,並以公牛的頭和雙軸的樣子為裝飾。但是,哈拉夫陶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器皿的形狀,肯定是複製自典型的金屬容器形狀。讓我們知道,哈拉夫人知道並使用金屬製造容器。在哈拉夫遺址還發現了金屬物體,例如銅珠。證明這些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屬的人之一。哈拉夫人的鍋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新特征。它們經常印有他們宗教信仰中的神或女神的圖畫。這幅畫在每個鍋子上都不同,顯然是個人所有權或身份的標記。這些圖片是用所謂的圖章印章製作的,類似於我們今天的的橡皮圖章。
左上﹕米所波大米圓柱圖章,在大英博物館展出。來歷不明,可以追溯到大約主前2200年至2100年。印章的右邊是刻在印章上的場景的印記;下面是場景的放大圖。印章描繪了一個宴會,宴會的中心是一棵神聖的樹,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伸手去拿水果。有蛇在兩側。
Bryant G. Wood. |
哈拉夫城鎮和他們的世界中任何其他居住地方,比較之下,都先進得多﹕ 鋪砌的街道,又建造兩房的圓形房屋(
tholos)。圓形房子的第一個房間是長的長方形,從外面蜂巢狀的圓形房間引進來,是主要的居住房間。宗教信仰對哈拉夫人,以及其建築和陶器都很重要。在哈拉夫遺址發現了許多母親女神鵰像。關於哈拉夫文化的最後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發現這種文化的大部分地點,都突然終止了。其原因尚不清楚。某些自然災害,劣等文化的人群侵略,是最好的解釋,但是不能肯定是什麼。聖經洪水,似乎被排除在原因之外,因為哈拉夫的一些遺址,卻沒有明顯的中斷,文化是逐漸發展成新形式。聖經洪水的發生,比我們現在討論的任何文化都要早。
歐貝德文化(Ubaid
Culture)
米所波大米史前時期的下一個主要文化,出現在河谷的南部,靠近波斯灣。這是歐貝德文化,從其“類型遺址”歐貝德丘(Tell
Ubaid)得名。米所波大米的南部的蘇美爾在舊約中被稱為示拿(Shinar)。該地區在主前6000年之前根本沒有人定居,其最南端的城市,如爾列度(Eridu),吾珥和瓦伊利(Oueili),直到最早主前5600年才建立。蘇美爾北部的城市,包括巴比倫,更是後來建立的,大約在主前5000年之後(Seely
2001)。歐貝德文化始於蘇美爾,並向北傳播到他吉華(Tepe
Gawra)等地,逐漸取代了哈拉夫文化。歐貝德文化因更多使用金屬和車輪的發明而著稱。據我們所知,該發明尚未用於運輸,但已用於製造陶器。
烏魯克文化(Uruk
Culture)
歐貝德文化存在於主前約4100年至3750年。由此發展出另一種創新的南部文化,烏魯克,一直持續到主前3200年。在此期間,發生了重大的建築變化,開始用燒過的磚,用於紀念性建築。早在主前8500年,就已有人發明曬乾的磚,並在近東部分地區使用(Seely
2001:17;
Walton 1995:163)。但是在烏魯克時期,人們發現,如果在窯爐中燒,磚會變得更加堅硬,可以用來建造諸如廟宇之類的紀念性建築。這徹底改進了建築學。因此,烏魯克文化在米所波大米建造了第一批偉大的寺廟。它也出現了另一個關鍵性的發明﹕船。幾乎可以肯定,還有其他方法可以用來穿越大河,最明顯的是木筏。但是,船的發明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創新。
高級蘇美爾婦女的精緻頭飾,可能是女王或女祭司。來自位於吾珥的皇家死坑 ,約主前2600年。現在在大英博物館展出。它由黃金,青金石和紅玉製成。
Michael Luddeni.
原始文字時期(Proto-Literate
Period)
米所波大米的史前時期,可說是結束於另一個文化時期,就是原始文字時期。這一時期僅持續於約主前3200至3100年。在這個非凡的時期,發生了許多非常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史前史”與“歷史”有所不同。當然,主要的發展是書寫的發明。如何做到這一點,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故事。在這裡可以說,這發明使人類能夠留下許多類型的記錄和文學作品,從而大大增加了我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原始文字時期的另一項發明是圓筒印章。這個小型的石製圓柱體,開有一個洞,因此可以戴在脖子上,並刻有高度個人化的場景。當在濕粘土上滾動時,它會產生一張可以識別持有人的圖片。
最後,灌溉似乎是在原始文字時期引入的。其重要性是雙重的。首先,農業效率明顯提高,從而促進了人口增長和勞動力專業化。第二,為了使灌溉工作做得好,需要某種程度的政治組織和統一。這並不是說米所波大米突然在政治上統一了,而是迫著朝代這個方向走。最初,作為政治單位的“城邦”(city-state)出現了。王國和偉大的帝國,後來才興起。
所有這些與該地區的基本歷史,以及聖經,有什麼關係?能否將考古學上的發現,與創世記一書中有關早期人類的記載,聯繫起來?
近看吾珥神塔的燒磚,和瀝青灰漿。「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以建築巴別塔(創
11:3)。 |
文字證據
當我們首次看見原始文字時期的一些書面文件,它們是用楔形文字寫在泥板上的,寫的是學者們講的蘇美爾語。據我們所知,書寫該手寫物體的人所講的語言,與任何其他語言都沒有關係;再者,也是米所波大米文明的創造者。但是,蘇美爾文件中有一些有趣且至關重要的事情。儘管它們是蘇美爾語,但河流、當地的動物植物、還有一些城市的名稱,卻不是蘇美爾語。它們是某種未知語言中的單詞,與任何其他語言均無關。這告訴我們它們是借來的單詞,就像我們在美國某些地區會發現的一樣。我們在美國的某些地區,發現美洲印第安人的名字,這些名字是早期定居者剛來時,遇到原住民,所以借用的。就米所波大米而言,非蘇美爾的字,告訴我們,蘇美爾人不是河谷的第一批居民。當他們進入(無論何時)時,他們遇到了其他民族,這些民族已經為動植物,河流和最早的城市命名。蘇美爾人並沒有重新為這些東西命名,而只是保留了已有的名字。
吾珥的神塔。這是保存最好的米所波大米神塔。內部是曬乾的泥磚,外部是燒過的磚。它有三層,可從三個紀念樓梯進入第一層,還有一座寺廟在頂部,可能是月亮神南娜(Nanna)的。它建於約
主前2100年,一直使用到波斯時期(主前539-332年)。
SPC John H. Shaw.
“蘇美爾人問題”
所有這些引出的一系列問題,就是學者所說的“蘇美爾問題”(Jones
1969)。簡而言之,包括以下問題:蘇美爾人是誰?哪兒來的?他們在米所波大米文明的創造中發揮了什麼作用?為了我們的目的,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什麼時候進入米所波大米的?
研究“蘇美爾問題”的學者可分為兩大類。首先,有考古學家。這些研究人員由1930年代的亨利·法蘭克福特(Henri
Frankfort)和最近的奧茨(J.
Oates)領導,對米所波大米南部早期的資料和骨骼遺骸,進行了詳細研究。總之,他們的結論是,該地區的第一批主要定居者是歐貝德人的祖先,他們和後來的山谷居民,在身體和物質文化上,都展現出連續性。換句話說,歐貝德人,烏魯克人,原始文字人(也稱為捷姆迭特·那色〔Jemdat
Nasr〕文化)和蘇美爾人是同一群人。他們沒有看見另外一群人的大入侵。物質文化的任何變化,沒有什麼是不能用正常發展來解釋的。對於考古學家而言,米所波大米南部最早的主要居民是蘇美爾人,即使他們自己無法告訴我們。
第二類學者是專業的語言學家,即蘇美爾語系的研究者。很多語言學家從未進行考古發掘,就像考古學家不一定能讀蘇美爾語一樣。必須記住,這些領域是高度專業化的。史匹瑟(E.A.
Speiser)和蘭斯柏格(B.Landsberger)早期領導著語言學家和文獻學家們,堅稱蘇美爾語文獻中的許多單詞,根本不是蘇美爾語。蘭斯柏格指出,與農業有關的單詞尤其如此,這表明米所波大米南部使用的基本農業詞彙和常用農業技術,不是蘇美爾人的發明。
對文獻學家而言,蘇美爾人一定入侵了,或至少滲透到河谷中部。這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可以追溯到烏魯克時期初。文獻學家得出此結論的原因是,蘇美爾語文獻中,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在蘇美爾語被使用之前,米所波大米有一種較古老的語言用於農業等事情。
總結:專業考古學家說,米所波大米南部最早的主要人群是蘇美爾人;沒有考古證據表明還有其他人。因此,歐貝德人就是蘇美爾人。另一方面,蘇美爾語的專家說,歐貝德族一定是其他種族和/或語言的人群。他們的語言,今天大都消失了,而烏魯克人一定是講蘇美爾語的新來者。因此,蘇美爾人的歷史不是始於歐貝德時期,而是始於烏魯克文化。
這個所謂的“蘇美爾問題”已經成為早期古代歷史上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而且似乎陷入了僵局。一些學者甚至說,若沒有新的資料,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聖經的答案
儘管聖經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是很明顯,雖然被世俗學術界所忽略,但聖經確實為“蘇美爾問題”提供了答案。請注意創世記前幾章告訴我們的一些事情。創世記正確地將早期近東文明置於米所波大米南部。大洪水過後,當全人類的生活開始重新發展,閃、含和雅弗的後裔從亞拉臘山(亞述記錄中的烏拉爾圖〔Urartu〕)擴散開來時,我們發現大量的閃族和含族的名字,與米所波大米的地名有聯繫。事實上,巴別塔(Tower
of Babel)顯然是在巴比倫(Babylon)地區建造的,正如它的名稱和聖經告訴我們的事實,都證明它是在示拿(蘇美爾)平原建造的。
在我們試圖使聖經的敘述和上述考古學調和,又和“蘇美爾問題”調和之前,研究米所波大米南部城市的生活和建築的起源,將很有幫助。保羅·西里(Paul
H. Seely)指出(2001:16),直到烏魯克時期(約主前3500年)之前,南部流域都沒有這樣的城市,也沒有紀念性建築。但是隨著燒磚的出現,製造大型(和高層)建築物的能力興起了。隨著城市和大型廟宇的興起,一種新的建築形式應運而生,一個能象徵米所波大米,直到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時候的建築﹕神塔。正如西里指出,神塔是任何米所波大米城市中最重要,最顯眼的結構。那是一座金字塔形的寺廟基地(並不是作為墳墓用,也沒有內部房間的建築物),一邊有階梯。在該建築物的頂部,有這座城市主要神靈的廟宇。
創世記中所說的巴別塔肯定是神塔,因為它是用燒磚和石漆建造的(創11:3)。這些材料只留為宗教和儀式建築所用,並被用於簡單的軍事塔樓(Seely
2001:18)。同樣,創世記用在巴別塔的術語,是典型的神塔的術語,西里指出幾個例子。
《巴比倫史詩》(Enuma
Elish)的故事,講到在巴比倫的大型神塔建築,就像聖經中提到的塔一樣。建築者首先製造燒磚,續而在城中建神塔(參創11:3-4)。在另一個時期的其他文獻中,神塔被描述為顯赫而高聳。它們也清楚地代表著這座城市及其神靈的聲譽和威望。因此,毫無疑問,巴別塔是早期的神塔。這些神塔最早出現在烏魯克時期,約主前3500–3100年。
巴比倫神塔的底部,被認為是創世記11章中描述的巴別塔的位置。 |
這與蘇美爾問題有什麼關係?特別是與蘇美爾人進入米所波大米南部的日期,有關係嗎?考古學家告訴我們,歐貝德文化開始以來,沒有任何新的人群進入米所波大米南部;語言學家告訴我們,烏魯克人一定是新人群,並且是蘇美爾人。留意聖經怎樣告訴我們﹕示拿的人建造了一座高塔,所以上帝使他們的口音變亂。根據我們目前有關烏魯克文化的考古資料,這座塔,很可能就是神塔。也許所發生的事情就是:米所波大米的人民說一種現在不為人知的語言,這語言中的幾個有關地名,河流名稱以及一些動植物名字,被保留起來。巴別塔被建造,作為人類自豪感和脫離上帝而獨立的紀念碑。然後上帝變亂了他們的口音,並創建了幾個新的語言系統(包括蘇美爾人的)。講蘇美爾話的人,留在示拿,但其他團體繼續擴散開去。只有蘇美爾語中的少數幾個單詞,從第一語言中倖存下來。
如果接受這解決方案,那麼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都是正確的。當上帝改變人類口音之後,許多人離開該地區,沒有新的主要人群進來,因此考古學家是對的。卻出現了一種新的語言,蘇美爾語,因此語言學家也是正確的。
米所波大米傳統中的口音變亂
有兩種已知的楔形文字記載,講到口音變亂,無疑源自創世記第11章的巴別塔。最早的,可能是在第三個千年期初期(Kramer
1970:108),是更長的史詩《恩麥卡與阿拉塔之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的一部分。其中有一個“
努惦穆的咒詛”(The
Spell of Nudimmud),解釋口音變亂。根據這咒詛,曾經有一個“黃金時代”,那時人人都講同一種語言。眾神之首的恩基(Enki)神,變亂了人類的口音,結束了這個時代。主要的段落這樣講﹕
在那些日子裡……委託[給他]的人們,可以用單一種的語言,真誠地向恩利爾(Enlil)講話。那個時候……恩基……分離他們所有人的口音。人的口音從前只有一種。(Jacobsen
1997; cf. Kramer 1968, 1970; Cohen 1973)
第二個記載與創世記的記載更接近。(Strickling
1974)我們只有知道這個傳說是“亞述”的(Smith
1876:160)。傳說講述了神靈在巴比倫的一個土墩上摧毀了一座建築物。神靈還混亂了建築者的口音(Boscawen
1877:303;
Smith 1880:166)。已經嚴重損壞的泥板的翻譯如下:
……他,眾神之父與他斷絕關係;
他內心的想法是邪惡的。……巴比倫的,他加快了順從的步伐(?),無論偉大或[渺小],他在土墩上混亂他們。……巴比倫,他加快了順服的步伐,無論偉大或[渺小],他在土墩上混亂他們。他們整日建立的城牆;在夜晚成為他們的破壞(懲罰)……他沒有留下餘數。在他的憤怒中,他傾出秘密的計謀;當面變亂他們的口音。他下達了命令,使他們的計劃不可思議……
(as revised by Sayee in Smith 1880:164; cf. Smith 1876:160–61; Boscawen
1876:131–132, 1877:304–308).
亞述傳統與聖經記載的巴別塔之間,有一個密切聯繫,就是使用了“uballu”這個詞,翻譯為“很困惑”。這就和創世記11:7所使用的希伯來語“Balal”相同,意為混淆,混亂或攙和。(Boscawen
1877:311; Smith 1880:166).
總之,這裡需要注意的重要一點是,當我們對歷史問題進行理論化和研究時,我們需要認真考慮聖經中的歷史,而不是忽略它,或試圖將它解釋掉。在許多情況下,例如“蘇美爾問題”,聖經可以提供解決方案,以解決難以解決的歷史難題。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Spring 1993 issue
of Artifax, with new material added.)
參考書
Boscawen, W. St. Chad
1876 The Legend of the Tower of Babel.
Records of the Past 7:129–32.
1877 The Legend of the Tower of Babel,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5:303–12.
Cohen, Sol
1973 Em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acobsen, Thorkild
1997 Em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 (1.170).
Pp. 547–50 in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vol. 1: Canonical Compositions
from the Biblical World, ed. William W. Hallo,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Jones, Tom B.
1969 The Sumerian Proble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Kramer, Samuel N.
1968 The “Babel of Tongues”: A Sumerian
Vers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108–11
1970 Enki and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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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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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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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rkins, Ann L.
1949 The Comparative Archaeology of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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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Ancient Iraq. third cd. London: Penguin.
Seely, Paul H.
2001 The Date of the Tower of Babel a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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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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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Scrib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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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Legendary Evidence for 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11:97–101.
Walton, John
1995 The Mesopotamian Background of the Tower
of Babel. Bulletin for Biblical Research 5:155–75. Reprinted in Bible
and Spade 9 (1996): 77-96.
[i] ABR(Associates
of Biblical Research)認為,在現代,長期,進化的術語意義上,沒有所謂“史前史”之類的東西。自從亞當以來,人類就能夠書寫,並且正如耶穌本人所肯定的那樣,在“創造的開始”被創造出來(可10:6)。此外,ABR不接受歸因於米所波大米早期文化的所有常規定期。所有文物都是洪水過後的,應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或更晚。
[ii]關於這些文化,請見《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一冊;
Perkins 1949; Mellaart 1965; Nissen 1998; Roux 1992.